红色恋人

一个惊心动魄的炎夏
　　从来没有关于哪个夏天的记忆，如同1998年这样鲜明而清晰。仿佛是一台老式的闪光灯在头上突然爆出炫目的光芒，一瞬间，铺天盖地，整个世界都遍布着关于《红色恋人》这部影片的消息。那时候，即使是对电影不太感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有那么一部香港明星扮演共产党员的革命爱情片正在拍摄中，纵然《泰坦尼克号》正在影院里华丽地沉没，消费着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和感动，《红色恋人》仍然吸引着大家的眼球，并引发一波一波关于香港演员、美国编剧和革命后人导演的讨论。
　　那时候，网络正在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通过网络来进行交流，当然也包括来自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操各种不同语言的张国荣影迷。未经受过大陆革命片一贯模式洗礼的外国和港台影迷们，对靳这个角色充满期盼，认为他首次扮演这样一个有政治立场、又充满儿女情长的大陆共产党，新鲜又有挑战性；而从小无数次在屏幕上见识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从身体到感情全部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英雄共产党员形象的我们，则不能不多了一层隐忧：从小在香港生长、接受英国教育的他，能把握好共产党员的感觉和定位吗？
　　虽然他已经从影二十年，在那个时候，我们竟然找不出任何一个以往的角色形象可以做参考。宋子杰？太稚嫩了吧。许文强？太酷了吧。宋丹平？太文艺了吧。程蝶衣？太偏执了吧。十二少？他……他懂什么叫政治吗？！何宝荣？你你你，再开玩笑我跟你急啊。……何况我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哪个不是浓眉大眼，国字脸，身穿简朴的土布黄衣服，脚下蹬一双布鞋？把这身行头往他身上一套，怎么感觉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那时候，内地的报道热火朝天，港台和国外的反应难免慢着半拍儿，便由大陆影迷不时第一时间将新闻报道搬上网络去分享。一张定妆照，也足以令大家惊喜和讨论半天。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靳”的模样，是在《大众电影》的封二彩页。他穿着虽残旧却很整洁的棉袍，围一条长围巾，半跪在雨地里聆听女主角隆起的腹部。就只这一眼，我便已经打心眼儿里接受了这个角色。这个人和香港明星张国荣搭不上半点儿关系，他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一缕缕挂在额上，他那布满了胡碴的沧桑面容上写满了忧患与怜惜，完全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怀和执着信念的旧时代文人。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吧？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家世，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而放弃了安定的生活，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成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谁说共产党员就一定是浓眉大眼，国字脸，身穿简朴的土布黄衣服，脚下蹬一双布鞋？
 
　　那时候，似乎整个夏天的平均温度都因这部电影而有所升高，我就在这样的炎夏里穿街过巷，去享受关于这部电影的每一点报道。在报摊上翻开杂志——呀！是他的头像，配以密密麻麻的对《红色恋人》的采访和报道；在书店里看到广告——呀！《疯狂英语》出了《红色恋人》的原声磁带，听说这部电影是百分之八十的英文对白；在影院门口望见海报——呀！足有三四层楼高的宣传画，张国荣一张侧脸占去了三分之二，需仰视才见……即使是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也时不时可以看到中央六套电影频道滚动播出的预告片。那是中央台第一次播放电影的预告片吧？我仍然记得，素袍长巾的靳提着皮箱从烈火滚滚的废墟中走出来；我记得他站在火车头上给学生做演说，坚定的眼神，自信的神情；我记得他发病疯狂，抽搐着倒地；记得在大雨中，他与爱人的诀别……

　　“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
　　8月28日，《红色恋人》在全国范围内首映，将这股燃烧了整个夏天的红色浪潮推向了顶点。
　　为配合影片在国内的宣传造势，一向极少参与影片宣传的张国荣也来到大陆，奔走于各个城市出席各种采访和首映典礼，也登上中央电视台参加了访谈节目。就好像《红色恋人》塑造了一个与大家心目中大相径庭的共产党形象一样，张国荣的数次露面也完全地推翻了他因《霸王别姬》等影片而给大陆人留下的柔美孱弱的印象：动作虎虎生风、性格爽快大气，接受采访时更加妙语如珠，使采访记者们如获至宝，也令很多以前从未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大陆媒体好评如潮。
　　还记得在北京的首映式上，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赶着向他提问。他说：“大家不要总问我，我们剧组里的人都很出色，你们应该多问他们。” 他介绍扮演他女儿的叶丹丹为大家朗诵了一首诗，小丹丹看来是准备过，但是朗诵得还是不流利，许多人都笑了，他不笑，一直看着她，用充满鼓励的眼神。估计下一个问题该提问梅婷了，他悄悄将手中话筒递给身边的梅婷，并主动替梅婷抱过她的花束，示意梅婷准备回答。抽奖抢答的时候，主持人问一个观众叶大鹰导过的三部电影是什么，观众说了两部之后卡壳，眼看着冷场，他站出来说：“我做个动作提示你一下好不好？”然后夸张地吸气，呼气……观众想起来了：“是《大喘气》！”记者采访他，问他叶大鹰为什么找到他去演共产党员的，他笑：“正好我当时闲着。”记者说：“大家都说这部电影演得真好。”他说：“那我要祝贺叶导演。”……
　　我所居住的是一个中小型城市，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首映式举行，但是仍然有一件事值得期待，那就是市内一家电影院引进了东北地区第一家杜比环绕立体声音响，从而使我有幸能够令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一起享受一场视听盛宴。即使当时我的心潮完全被剧情所激荡，但是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记得靳与秋秋的离别场面中，大雨就仿佛在我周围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仿佛是一个在雨中无处可去的幽灵，默默地看着他与她，就此生离死别。
　　那一天的电影院全部爆满——那是只有在看《泰坦尼克号》时才得以一见的盛况。观众们都很接受张国荣的共产党领导者形象，甚至在靳给群众们做演讲的时候，报以掌声和喝彩。屏幕外的我，望着他站在火车头上镇定自如，话语幽默而又那样富有煽动性，也不禁想到，不知在那久远的革命历史中，有多少年轻人，是为这样富有个人魅力和事业激情的领导者所折服，从而追随着他们所追随的信仰，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呢？靳的革命工作，在片中并没有大量体现，毕竟他是一名重病的患者，他的主要任务是疗养而不是工作；但他仍然在家里铺上满地的地图，关心着革命的进展，仍然巧妙地利用美国大夫佩恩的笔，在外国的报纸上为红军作出正面的宣传。无论是在敌人面前，还是在病魔面前，都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么我选择死亡！”
　　就像秋秋爱上靳是顺理成章一样，佩恩也深深地爱上秋秋这位神秘而美丽的中国姑娘。她是如此温婉，如此多情，从事着如此危险的工作，却又如此地心甘情愿而又毫无畏惧。平心而论，佩恩是一个很可爱的美国小伙子，但你和我都如此明白，靳是不同的，他已经与革命融为一体，成为秋秋的信仰和力量，这种感情甚至超越了爱与革命友谊，是发肤都恨不得能为之燃烧的一种虔诚。所以当我们看着佩恩跪倒在雨地里，先是被迫，后是委屈地对秋秋大喊出“我爱你！”也只能为他发出一声叹息。而他面前的靳，眼神明澄而镇定，甚至带着一丝怜悯，对着那背叛了革命的叛徒，只是沉声一句：“你不敢开枪。”那种嘲讽和凛然的正气，让秋秋的眼里，观众的眼里，都发出了崇拜和敬仰的光彩。
　　秋秋对靳的感情，并不是一己私爱，骨子里，她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与爱人长相厮守这种平庸的想法并不是她的最终理想，与爱人共同为了革命的胜利而携手前进，才是她希望做到的事情。因此她不惜亲手枪杀了希望能以她来钓出靳这条“大鱼”的亲生父亲，而以怀孕之体身陷囹圄。而被保护的靳，自知生命垂危，即使秋秋仅仅是他的战友，一个年轻、有前途、彻底地忠于革命的战友，也是否要比自己有价值得多？何况从秋秋留给他的信里，他已经明白了一直以来秋秋是怎样深爱着他，怎样承受着被他错认为亡妻的无奈与痛苦……靳做了他最后能做、也是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以自己一条随时可能会走到终点的生命，换回秋秋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大雨中的见面，是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唯一令人感到潮湿而阴冷的回忆。屏幕外的我们都已经明白他们对彼此的爱已经超越了生命，而他们，也都明白此一别就此生死两隔。但再多的不舍，再撕心裂肺的叫喊，终究是不能令那最后的拥抱延长多一刻。那样的雨天，那样的离别，比死更冷，佩恩在狱中见到的秋秋，眼神已经完全空洞。
　　感谢叶大鹰导演，仁慈地舍弃了那些原来打算拍摄的老虎凳、辣椒水等对靳严刑拷打的场面，仅仅以染满一道道血迹的囚衣和被脚镣磨伤了的双足来暗示了靳所遭受到的一切。那是张国荣所有电影中扮相最为残败的一个造型，但却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或许是因为他的表情那么坦然，那么放松，那么……视死如归。明知道眼前是一死。既然挂念的人都已安排妥当，Death is just like returning home。一声枪响，他满身的锁链如他所念念不忘的飞鹰一样舞向天空，与此同时，一声啼哭划破苍凉的气氛：他和她的孩子诞生了。
　　当佩恩带着他们的孩子走在欢庆革命胜利的路上，他仿佛看到了在人群中欢舞着的秋秋和靳，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他们之间那种真正的浪漫。他们将自己的激情融入历史，对彼此和对事业的忠诚使他们永远值得被铭记。

　　不一样的共产党员
　　关于为什么找张国荣扮演共产党员靳，其实并不是如媒体所猜测是为了炒作，导演叶大鹰告诉我们：
　　一开始没想找张国荣演靳。当时想反映的是早期共产党的形象，会说英语，有文化气质，对物质的感觉很淡。考虑到人物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特质在海外华人中比较容易找到，在内地找难度比较大——咱们四十多岁的党员，一般都属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那种形象，糙的比较多，在文化气质上，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表现人格和精神方面的东西不如外面的演员来得细腻——于是就把剧本拿给香港的朋友，请他们物色。
　　本来考虑了尊龙，后来一听说尊龙的作派特别大，把我们给吓住了。到了香港，没想到香港电影界的许多朋友都一致说找张国荣合适，他能演。我脑子里一直是他在《霸王别姬》和《风月》中的那种形象，根本没考虑过他。后来跟张国荣见面吃饭，交谈的过程中，我有种感觉，这个角色肯定是他的了。他也四十多岁了，年龄正好，不但有那种沧桑的感觉，而且，眼神里有一种平静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当代人常流露的物质的欲念。当我把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的眼神有着细微的变化，出现的对于人的关注，对情感的关注，那是用心在体会和感动，使你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他表面很柔美，但这些背后却是一种少见的坚韧。他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演员。
　　起先好多人都担心张国荣能不能胜任，拍完以后，大家都说：除了张国荣其他人谁还能演这个角色！张国荣自己对英语很挑剔，他在英国上过学，应该算我们这些人中英语最好的，但他一定要做到最精确的程度。在拍他讲述妻子那段长镜头时，张国荣先把台词练了以后说可以拍了，他问我：“你要我做什么？”我说：“反正眼泪不能流出来，但是得有。”他说：“你放心吧。”他真是特别能演“抻得住”的那种戏，每一个细微的感觉他都能找到。回放的时候，他说我还能演得更好。
　　张国荣对这个角色，有他自己的认识，他并不想演一个大众眼中已经定了型的“高大全”的共产党人形象，而希望给新时代的观众看到一个不同的红色浪漫革命家。他眼中的共产党人，要有如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那种从容威武的风度，又要有吴宇森那样富有理想和感染力的人格。所以由他演绎出的靳，气质儒雅，情感细腻，不但有临危不惧的勇气，更有灵活敏捷的头脑。
　　影片公映后，媒体对《红色恋人》的剧情褒贬不一，但是对于张国荣的演技，没有人提出具体的反对意见，评论无非是质疑一个生长于殖民地的香港明星怎么能诠释革命志士，正如当年《霸王别姬》开始拍摄的时候，也有人质疑一个性感热辣的青春偶像级人物如何出演老北京的京剧名旦。但是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也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这两位老一代“红色演员”的评价，比很多头脑被老革命模式的影片所训练和熏陶出的斥责之声来得中肯而有价值得多。

　　其他演员眼中的张国荣
　　论及《红色恋人》的缺点，我个人倒是觉得，片中群众演员的表现，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败笔。无论是在听靳演讲时，还是在解放军进城时，几乎所有出现群众演员的场面，都可以见到某些人完全没有入戏的表情，有的左右顾盼，有的甚至在窃笑。这不能不说是影片制作的一个疏忽和遗憾。
　　当时的群众演员，大多来自学校，其中有些朋友也曾经写过一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回忆与张国荣一起拍戏的时光，共同的印象是：此人谦虚，大方，活泼，爱开玩笑。靳在火车头上演讲一节，排练的时候张国荣将“不屈不挠”读成“不屈不饶”，被纠正后，虚心地以各种不同音调大声朗读：“不屈不挠！不屈不挠！”还问台下：“这回对了吧？”在排练中途，他故意篡改台词，将“他们的名字叫：红军！”说成“他们的名字叫：铁道游击队！”引得台下一片欢笑。——一个香港演员，居然知道“铁道游击队”这个典故，可见关于共产党，他在事前做的研究实在不少。
　　那段戏实拍的时候，由于场面大，演员多，花费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又累又饿，群众演员鼓噪不安，这个时候张国荣拿过喇叭发表了一通真正的演讲：“我知道大家都饿了，是不是？那让我们再努力一下，把这个镜头拍好，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现在再来试一下好不好？”大家纷纷叫好，这一幕终于顺利拍完。那一次的拍摄使许多群众演员都开始喜欢了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片尾扭秧歌的一场戏，在飞快地学会了扭秧歌之后，他居然，居然，居然在现场教大家跳起了芭蕾舞……
　　与张国荣合作的女主角梅婷，当年只有二十三岁，尚无大银幕表演经验，跟张国荣这样重量级的演员演对手戏，十分紧张，经常要靠张国荣耐心引导。片中有一个情节是靳的癫痫病发作，秋秋为唤醒他的意识，脱下他的上衣，用粗盐粒揉搓他的脊背。结果由于梅婷情绪紧张，用力过度，竟把张国荣的脊背搓破流血，被盐粒一刺激，疼痛可想而知。梅婷吓得哭了起来，在张国荣一再安慰之下，才放松了情绪继续拍摄。梅婷凭秋秋这个角色获得了开罗影展最佳女主角奖，从此银幕事业一帆风顺，张国荣也始终待她如很好的朋友，曾经请她去看自己的演唱会，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还把自己的音乐专辑精选送给她。
　　在片中扮演医生佩恩的美国演员泰德•巴勃考克，对张国荣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后的回忆文章中，他描述了与张国荣共处的许多细节，例如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Leslie是一身黑，穿了一件高翻领毛衣和深色外套，优雅、成熟地坐在沙发上。我以笨拙的姿势和微笑在房中走来走去。他的英文是非常准确的英国口音，令他显得更为高贵和有礼貌。他慎重地询问了一些有关电影的问题、经验，告诉了我他对剧本的看法，我们一同坐下观看了影片的片花。我就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希望令自己的兄弟对自身留下深刻印象，不断地评论每一件事。不久，Bob告诉我我那晚表现得极为幼稚可笑和惴惴不安，可是我却认为自己非常轻松而且口齿伶俐，当然，最后我同意了Bob的看法。
　　泰德和张国荣合作的第一场戏就是佩恩前往靳的寓所诊病，撕开靳的衣服查看病情。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没经验，泰德伸手在衣服上一抓，张国荣已经觉得不对：“等等……你以前从来没撕过衣服吗……”于是张国荣抓住他的手，帮他在镜头前放在适当的位置，告诉他不用担心，只管大力撕扯，泰德半开玩笑地说：“那件衣服被我撕开得非常出色，我把它视作我和Leslie友谊的纪念。”
　　之后，我和他的助手及经理人也成为了朋友。你会自然地发现所有在Leslie身边的人都像他的家人一般，他们和Leslie一起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非常友善，也非常照顾我。……片场中，只有Leslie能同时说粤语、国语以及英语，因此他能帮助我、导演以及编剧们沟通，他亦帮了剧组很大的忙，因为他从香港带来自己的摄影师，那位摄影师在彩排时拍下了照片以作宣传，这绝对好过我们在拍摄完毕后极度疲累，还要留下继续拍照……他的声线在拍摄期间，永远是冷静的，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在酒店房间里遇见的英国绅士Leslie，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大顽童，我们一起模仿麦当娜……
　　当所有工作尘埃落定，我们共享了一个极为愉快的时光。我在派对看见他时，他剃去了为角色而留的胡子，穿着一身优雅的衣服，就像年轻了十年。Leslie在整个派对中尽情玩乐，我们吃了很多食物和新鲜龙虾，喝了白酒、红酒，拍了无数照片，唱卡拉ok，不停大笑……所有人都很享受……
 
　　永远记得
　　对于张国荣来说，《红色恋人》中的共产党员是他演艺生涯中一个重要角色；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红色恋人》也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它在《泰坦尼克号》来势汹汹的攻势下，仍然取得了两千五百万元的票房，为当年的国产影片保守住了最后一块阵地；其成功的原因如宣传先行、周边产品开发、与国际惯例接轨等举措，也在此后得到了发扬光大，被越来越多的大制作国产片所借鉴和发挥。
　　而靳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正如叶大鹰和张国荣所料，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也在国外扭转了一部分公众关于共产党员的“僵化”、“刻板”、“缺乏教育”、 “不近人情”之类的负面印象，“共产党”这个词随着靳的风采和张国荣本人的风采而逐渐地被他们所接受。2000年，张国荣在日本举行“热•情”演唱会巡回场，演出期间播放了几部电影的剪辑片段，当《红色恋人》的靳在银幕上出现：“此刻，正有一群顽强的战士，正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主义，他们的名字叫——”场内的日本观众竟然以熟练的国语齐声和道：“——红军！”
　　2003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给美国朋友看了张国荣主演的几部电影，令他最为触动的就是《红色恋人》：“我没有想到过共产党员是这样的，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个方面，他们也是人，是有修养有抱负的人，那种燃烧的生命激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令人感动……你们真的应该将这部电影好好宣传，或许会令外界对于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将《红色恋人》作为开幕电影，向这部八年前的经典作品致敬：“《红色恋人》在公映的当年，就震撼了整个电影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红色’观念和‘革命’意识的针尖对麦芒的讨论。……此剧不仅制作精良，艺术表现力强，而且情节丰富，表演出色……”女主角梅婷受邀赴港参加了电影节开幕式，只可惜影片的男主角已经不能躬逢其盛。
　　“A Time To Remember”，这是张国荣亲自为《红色恋人》起的英文名字。那个时代，那段时光，相信一切曾经经历，曾经被触动的人们，都会记得。无论是激情，感动，永不再来的期盼，还是永难忘怀的回忆，都将深深刻在我们的心底，在每一个蓦然回首的刹那，让我们忆起尘嚣之中，曾有过一双双坚定而沉稳的足印。

    比起哥哥的其他电影，《红色恋人》大概可以算是在大陆地区主流媒体上暴光率和宣传普及度最高的一部电影了，毕竟它说的是一个红色年代革命者的故事。不过当时很多人在影片拍摄前对导演叶大樱选择香港演员诠释革命者并不看好，何况Leslie一直以来那样英俊、优雅、气度不凡，从小又是受到资本主义教育，能否到位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似乎确实是个问题。可我倒觉得是一贯以来的战争电影把革命者脸谱化了——革命者都要十分阳刚，甚至还要带些粗暴，操一口北方口音，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眉清目秀和文质彬彬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就是国民党或者汉奸的专利。革命征程上因为风吹雨打而造成蓬头垢面的不雅形象我可以理解，可是看看《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描写生活为主的电视剧，石光荣这个老革命还是十足大老粗的样子。也许大部分革命者是农村起义出身是这样，但断断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这样呀，我们只消看看国父孙中山先生和总理周恩来先生英姿勃发的样子，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先入为主地拒绝一个帅气的革命者呢？而至于能不能诠释好一个角色，就更是与演技有关，与容貌气质无关的事了。
    我总共看过三遍《红色恋人》，第一次得益于它的红色成分，所以99年时就在学校以爱国主义电影的名义赶了头集。其实看了影片就知道，哥哥在其中的扮相和他日常的俊朗有极大差别，可惜是剧本本身确实稍显薄弱，没有给人留下过深的印象。只有在最后一幕解放时，看到哥哥在人群里欢天喜地扭着秧歌，我身边响起此起彼伏的赞叹，“原来人可以帅到这么可爱。”
    后来趁着几个月前中央台重播的机会又看了一遍，感受倒是多了不少，只是对配音效果实在无法苟同，想来是为了照顾大部分观众，于是把片中所有英文对白全部用标准的普通话重新配过。这种改动对梅婷和从头到尾说英文的泰德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哥哥演绎的片段中出现了演讲时带一点沙哑的南方口音，平时说话却京韵十足这样让影片观感大打折扣的笑话。所以我还是老观点，看片子一定要原声的，如果看了《红色恋人》，却没能亲耳听见哥哥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流畅标准的英文对白，那实在、实在、实在是太遗憾了。
    说说这部片子里的哥哥，他的戏份整体说来不算太多，第一次出场是在8分钟左右，镜头也只是扫了几下，处于昏迷状态的他被绑在椅子上，满脸胡茬，沧桑落拓，仅仅靠手的微微颤抖显示痛苦。而第二次出场大概可以算是片中最出名的片段了，因为2000年日本演唱会时，日本歌迷竟然跟着哥哥剪辑的这个演讲，疯狂地一起喊：“他们的名字是——红军！”让哥哥用国语无比激昂地演讲，自然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但当你注意他的表演、看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神时，他的认真、坚定、执着以及对共产主义无比信仰和奉献的信念就会扑面而来，剧中的梅婷可以为他投奔革命，我们也可以接受这样的革命者，虽然他不高大，也不英武，甚至也没有学生演讲那般狂热，可是他成熟稳重，并懂得担当。随后几分钟有哥哥在片中唯一一次光亮新鲜的亮相，西装革履，平静从容，微笑，然后用手握住梅婷的手，让她镇静，没有说话。其实片中哥哥的表演大多都是这样，没有太多台词，而是用许多面部特写和微小细节表现人物内心，他的脸在光影班驳间有如雕像般凝固的静态美。
    靳与医生会面的场景，依旧没有太大的动作，偶尔在阳光里走动，或者只是坐在椅上，仅用流利的英文缓缓说着台词，此时，哥哥声音的感染力和表现力表露无疑，我们仿佛跟着他的描述看到一个关于理想、关于过去的画卷慢慢展开，平静流畅。而他穿着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横纹毛背心和宽大毛裤，气质已经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固有印象截然不同——他不再优雅、不再忧郁、不再情深款款，有的只是平实和内敛，亲切的像我们随时可以在街边遇见的大伯。谁能想象，同样也是横纹外套，2年前《春光乍泄》里的何宝荣却是何等的任性、娇纵和敏感。我想，这是优秀演员才能做到的，他确实把每一个角色都打上属于自己的风格烙印，但又绝不重复。
    影片里哥哥唯一一次情绪爆发是在与监狱门口与梅婷的相见，不过与梅婷从欣喜到崩溃的强大情绪落差相比，他的表演还是相对平静的，只是眼神里多了柔情、宽慰和希望。他说过要重新开始，所以他来与她交换，大雨中他不顾一切的吻，他在倾尽全力让她明白，他唯一能为她做的，他此时此刻能许给她的，只是自由的未来。
    最后靳被枪决，倒下的瞬间，手铐和脚镣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正像那句话描绘的“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了天空”，预示着希望和新生。其实这个镜头完全看不清楚哥哥的脸，但他楞是坚持亲身拍摄，为了追求完美的效果反复拍摄，哪怕把自己的手脚都磨破了皮。
    不管剧情如何突兀；革命党人如何不该如此儿女情长、感情用事；整部片子又有多不伦不类，革命不象革命，爱情不象爱情；但是所有演员的辛劳付出和精彩表演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红色恋人》没能给我们一个传统意识里的红军，但却让我们静下心回想时，更加明白了从来不会因战争消失和改变的，充满爱与哀愁的生活。
    梅婷在多年后的访谈里说，如果还可以假设，她一定会爱上张国荣。谁不会呢？谁不会爱上这个在《红色恋人》里依然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的他。
   哥哥在《红》里唱的词在我看来蛮符合这部电影——这斜阳渐远的纪念，虽不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却似红尘泛过一样，明艳。

影片《红色恋人》及张国荣所饰共产党人形象触发的争议，所暴露出大陆当前批评及创作观念的问题，其意义已超越对影片本身的评论
《红》片故事是由美国医生佩恩，回忆他年轻时钟情的中国女孩和她那假扮"丈夫"的革命者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其间内蕴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令他终生难忘这视点，决定了本片不能正面叙述革命斗争，作为局外人，佩恩的回忆只能是他所知的秋及靳的感情生活。这视点不但关乎内容，也决定了表现手段。片中佩恩奔往上海大饭店时，路上和饭店大堂，均空无一人，这是佩恩的主观镜头，且有强烈感情色彩；亦体现了本片的风格，著重于展示人物的内心感情。
　　再有“佩恩”独自在空屋走动的镜头，不单表现佩恩对他们神秘生活的追录，也呈现了靳与秋作为革命者所遇过漂泊不定，充满危险的生。靳与佩恩会面，在白色恐布的上海，是冒了性命危险的。但他能想到国际舆论，且敢冒此险，表现了也作为职业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与胆识。影片亦确实展示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令今日物质生活相当丰富及吸引的当代观众，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生活固然多姿多彩，文艺对生活的反映，亦有各种角度。艺术家有权选择他感受最强烈的视点切入并据此展示生活。
　　早期共产党领袖如李大剑、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很高文化素养，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不在外表的五大三粗。靳的形象确是过去作品中所无；他出身自能送他出国留学的家庭，作为充满浪漫气质的文学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爱上学音乐的安霞，并因其影响而参加革命。靳正是经由这独特
的历程，成长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挥员；这是他成为"这一个"形象所独有的。
影片有突破框框的创新意义，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对信仰的执着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境界。其自我超越勇气与开拓精神获肯定。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评得中肯！有人说靳只是一个学生领袖型人物，说这种人是上不去的。但历史事实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均是知识分子，有深厚修养。共产党恰恰是由这样一批并非因为家中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相反是因为能够读书，甚至留洋，因而有可能接触和进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立的。
古人对创作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期许，导演在选演员时，选择具有知识分子浪漫气质的张国荣饰共产党员，而选形象粗犷且演惯英雄的陶泽如饰叛徒，导演说难道叛徒就一定是小白脸么？当然，观众可以不赞成导演的选择，但也只能从影片的实际出发，指出这种选择错在何处，却不能斥责这选择本身。如今影片中佩恩的形象非常有光彩。好莱坞的编剧除另外对剧本的节奏提了一些意见外，并没有改变剧本的结构及人物关系，足见导演和编剧的大胆着实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