掮客

原载《环球银幕》

你完全可以说宋康昊代表着韩国，在他于今年5月拿下戛纳影帝之前之后都是。作为韩国唯一一位问鼎戛纳、拿下欧洲三大表演类首奖的男演员，于此时来谈论宋康昊自然拥有一个清晰的焦点，但事实上，以角色构成的那些繁杂之点，早已遍布进韩国文化与时代的织布，成为了宋康昊自己的密网。

他以表演和角色之网，捕捞起现代韩国民主化前后一辈中青年的时代缩影，并以此凝练出一副副韩国男人的面孔。他们或是那个失意的、总为家庭奔忙、权威摇摇欲坠的父亲；或是在黑帮匪道与善恶军警里摇摆、难寻真相的无力者；又或是那些被权力缠绕、间或为之窒息的牺牲品；当然，也是机缘巧合担当起婴儿“掮客”的象征之父。我们通过宋康昊得以读取韩国，也通过宋康昊的痛苦检阅韩国的痛苦，正如我们通过宋康昊的脸窥见无数韩国男人的脸。他，就是那个韩国男人。

韩国男人的脸

“帅哥有很多，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宋康昊

当我们谈论到宋康昊，父亲一定是个绕不开的标签，我们记得的那些宋康昊最经典的角色，几乎都与父亲有关。他们通常是韩国社会中最常见，也最面目不清的那些人。在故事的一开始，家庭、工作与社会话语的重压，令他们难以舒展身躯，也掩去他们作为人独特的面部肌理，正如《汉江怪物》中被推到极致，甚至有些迷糊的父亲康斗；又或是那辆飞速行驶、永不停歇的《雪国列车》上，身为制造者却只能勉力保全家人的父亲南宫民秀；同时也是《寄生虫》里那位如蛆虫般苟且的父亲基泽，“如无脊椎动物一般”地活着。

《汉江怪物》中靠经营小店维生的康斗，是在算不上是个多合格的父亲，但也正是这个被激发之后依然做不了什么的无能之人，才刚好以讽刺的姿态道出了民众难与体制抗衡的黑暗。宋康昊更多是以眼神去诠释康斗的，他双目中透露出的那种迷茫，也就是被安排的大多数对于命运的迷茫；曾在他脸上绽放的无知微笑，就是个体幸福之于体制而言的虚妄；他在手术台上的挣扎反抗，又是牺牲品被权力开颅的必然命运。宋康昊的表演，是站在韩国民众长日已久积累的国民状态中的。也正如导演奉俊昊所说，宋康昊“通过吸收韩国的现实来做到这一切。”

比起《汉江怪物》里的康斗，《雪国列车》里的南宫民秀似乎更有造诣一点，工程师的身份让他以类似知识分子的阶层出现，但也始终难逃“失能父亲”的结局，让女儿成为最终活下来的人之一，或许就是那为数不多父权得以超越强权的时刻。而在《思悼》里的暴君英祖，不惜饿死自己的儿子，则又刚好是南宫民秀的反面，他让君权征用了父权，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父亲。

顺着这个序列看下去，《我要复仇》中的工厂主父亲东劲，则几乎是个全然的失败者。自认从未得罪过什么人的他，高中毕业后做电器工程师起家，是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奋斗一代。然而妻子却在经济崩溃后离开了他，讲述起这段过去的时候，宋康昊饰演的东劲眼中神情中没有任何责怪，有的只是身为一位男性，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失职感。似乎是要呼应于影片本身的器官贩卖主题，宋康昊也用一种生理本能般的疲惫演绎着东劲的崩溃。当得知女儿去世后，他在河堤上蹒跚而行的机械感；在电击裴斗娜的残忍时刻，他状如失聪的木然感；在最后的宣判时刻，他也终于以自己的身躯付出了血肉的代价，证明了激进组织的存在。

宋康昊赋予这些父亲的，是一代韩国男性承担家庭支柱，却又难以在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中调停的尴尬，东亚社会施放于男性身上的重压，于精神于身体均是毁灭性的打击。身体在这些影片中时刻被宋康昊调用为机器，投影出韩国男性的脸，那是一张张被拓印上父亲和丈夫诅咒的面孔，父系体制与他们而言是权力也是诅咒，更多时候，是缠绕并绞毁一切的噩梦。而这个被噩梦困扰的韩国男人，从未胜利过。

暴徒与黑帮

“喂，你有火吗？”

——宋康昊

大家都会说宋康昊拥有一张平凡的脸，也正是因为这种平凡，他才得以绕过从好莱坞习得精髓的韩国娱乐工业，蔑视明星制，成为角色意义上的明星。这张脸既可以是典型的韩国父亲，也可以是终身都献祭给权力的肃虐君王，同时也可以是那些挣扎于暴力漩涡里的狂徒。他的圆润既可以浸润家庭的亲和，也可以砂洗于枪火的高温熔炉；他的皱纹既可以来自家事的风霜，也可以成为血色伤口的温床。但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对于宋康昊绝不是天生，而是更多来源于演绎。

在李沧东的处女作《绿鱼》里，宋康昊饰演的黑帮小弟甚至比老大还要惹眼。在鞠躬送走老大后，来到复员回家的男主角面前，“喂，你有火吗？”，是这个人物的第一句台词。等到再次与男主角相遇，“有火吗”的台词复现，宋康昊在两次关于“借火”出场中便构成了一种表演上的复调。送走老大时，是耀武的高傲；再次现身时，则是戏谑调笑的自得。彼时的宋康昊尚未为人所知，但大家仍对这个混混角色印象颇深，甚至以为导演是雇佣了真正的黑道来饰演的。

这或许和宋康昊处理表演的方式有关，在《寄生虫》的访谈中，他曾提到自己在表演时并不是单纯地沉浸在角色里，而是试图去理解关于电影的整体框架——那些更为宏大的叙事：“我试着思考本质是什么，我需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当我在角色中看起来很自然时，那或许是这种努力的副产品。”

不过宋康昊呈现的这些暴力者往往都未曾拥有纯粹的暴力，在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里，宋康昊专门为这个北韩士兵学习了北方口音，南边与北面、自由与封闭、警戒与融入的边界一点点被宋康昊的角色拆解。不论是对于中立方的调查视角来说，还是对于观看这部电影的南方、以及更广义的南方而言，宋康昊都承担着那个闯入者和弥合剂的角色。于是他在展示暴力时必须执行拯救，在流露艳慕时也必然分泌厌恶。那场关于糖果的戏或许可以成为这个角色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旁观了南韩优渥一角的北韩人，展示拒绝的姿态只能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北韩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糖果！”。在这场文化与信仰的撕裂战中，他是保护者也是暴力者，而所有令人信服他是“北韩人”的表演，都源自于宋康昊精准控制的平衡——卑微的北韩士兵和高傲的前教官之间的混杂态度。

如果说父亲的关键词是失败，那这些与暴力紧密相关的角色的关键词便是被削弱的男子气概，也是宋康昊的“韩国男子图谱”中的一体两面。处女作《猪堕井的那天》里熟谙规则的文学同好，《密阳》里在当地如鱼得水却以大龄单身为失败标志的修车厂主，《蝙蝠》里在人道、神道与魔性中摇摆的神父，都是那些被削弱了男子气概的人。比起《共同警备区》暧昧游离的兄弟情谊，《杀人回忆》中的失意警探或许能让人产生更多共鸣。这个影响了大华语电影犯罪题材整个二十年创作的追凶故事，同样在在我们目之所及的故事里刻下了宋康昊的基因。

他所饰演的朴警探，驻于命案发生的小镇，凭直觉和主观臆断抓人，没有一次成功过。与汉城下调的苏探员讲究证据的理性破案理念不同，朴探员将毫无头绪的愤怒诉诸身体，对嫌疑人大打出手，亦是这一方乡土开化前夕的韵脚。当电影开场，第一个受害人的尸体在田埂被发现，宋康昊沿着小道骂骂咧咧走过去，用树枝圈出脚印，追赶着破坏证据的拖拉机，在紧密跟随他的长镜头中贡献了一段充满混乱、破坏与无知的表演。关心凶案的正义本能，和毫无章法以至于破坏了现场证据的乡野闹剧混合在一起，展演了那个时代杀人的真相。这段表演对于导演奉俊昊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你可以感受到宋康昊的爆发力对长镜头的贡献之大。他扮演着一个填补混乱之间空白地带的角色。动物本能和广阔视野在他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令人印象深刻并诠释了整部电影。隐藏在整个《杀人回忆》背后的，是那个民主化前夕漫溢着白色恐怖的韩国，也是属于一代韩国人的杀人回忆，只不过犯罪者是时代。而宋康昊的表演，他看向尸洞的迷茫眼神，便成为了韩国历史的反照。

演员的现在时

让我当个看门人吧！

——宋康昊

回到一切的最开始，宋康昊的表演之路开始在演友剧团的舞台上，这个成立于1977年的古老剧团，由首尔大学戏剧艺术系的学生创建，带有强烈的反保守倾向，经常出演进步剧目，也时常遭到官方打压。1988年前后在釜山居住的宋康昊还是青年，但也已经感受到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民主话题造就的浪潮，青年人无法在社会现实中释放的改造激情，可以在戏剧舞台上喷洒而出。

少年的宋康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我对如何向观众展示故事很感兴趣，也正好看到了演友剧团的演出，那场演出让我有机会确定我应该前进的方向。”于是他离开釜山去到了首尔，花了对当时的他来说很大的一笔钱——6000韩元，买了一场戏的门票。在看完戏剧后，他去到后台，见到了当时的剧团导演之一柳泰浩，当时的二人都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将会因为《杀人回忆》合作。激动的宋康昊甚至对柳泰浩表示，只要留在剧团，让我当门卫也可以。当然，他的热情得到的只是善意的拒绝。之后，宋康昊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被剧团接纳，一呆就是数十年，舞台对他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他在《演友的三十年》中写道，“剧场是我唯一追求的向往对象。”

或许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宋康昊并不是那种纠结于细节的演员，《杀人回忆》最著名的台词之一，出现在DNA报告显示他们最关注的嫌疑人并非凶手的一刻，宋康昊掐住嫌疑人的脖子，要他看向自己的眼睛，问他“你每天早上也会起床吃饭吗？”这句台词其实来自宋康昊的即兴发挥，他说，这就是他如果真正遇到罪犯，最想对他说的话。有意思的是，宋康昊和奉俊昊在这方面高度一致，都厌恶排练，喜欢即兴创作。“我们都是那种随心所欲并立即开拍的类型，宋康昊模糊了即兴创作和非即兴创作之间的界限，他让我精心编排的台词听起来即兴而生动，仿佛每一刻都是一部纪录片，但他又能呈现它的对立面，让自己创作的即兴语句听起来像是导演预先写好的台词——因为它们与整部剧的节奏非常吻合。”

国民演员的称号，在认知度之外，于宋康昊还有更复杂的意义。最初以豪华男配角身份崛起的宋康昊，在2000年前后进入到鼎盛时期，并将其绵延二十年之久，这背后与之并行的，同样是韩国电影的上升期。自忠武路开启复兴时代后，身为三驾马车中的一员，宋康昊对韩国电影涉足内外、面见世界的参与程度，同样也代表着韩国电影之于世界电影的参与程度，这里既有《思悼》、《辩护人》这种描摹了韩国历史与父权，极度本土化的产物，也有《雪国列车》、《玉子》这样代表了工业化最高水准之一的商品；而到了《寄生虫》和《掮客》之际，则代表着整个西方电影世界从工业、学院和节展的维度，全面应允韩国电影登堂入室。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宋康昊的演员现在时，就是韩国电影的现在时，宋康昊的演员黄金时代，就是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本文章可在我的B站和Youtube频道「小玄儿的深夜聊碟」观看视频版，欢迎点击）

Part 1: 关于女性与母亲的议题

相比「掮客」这个陌生的中文词汇，

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影片的英文名 Broker —— 中介。

就像房屋中介和贷款中介一样，

影片把交易的对象换成了婴儿。

我会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人口贩子」这个词，

是因为影片中的一切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

都在讲述故事中的婴儿中介与人口贩子的不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如果简要概括一下剧情，

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一场，

乌托邦社会才会发生的犯罪。

故事里每个在法律意义上的「罪犯」

既不是为了伤害别人，

也不是为了掠夺金钱，

而是为了成全别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未婚少女素英为了让孩子不被抢走而杀死了孩子的生父。

东秀（东洙）为了让弃婴不在孤儿院里长大而成为婴儿中介。

尚贤（相铉）为了让交易可以顺利进行而惹上了杀人的官司。

故事里的执法者更加温情，

在不断自我质疑的同时，

还为犯罪者安排好自首的后路，

以及未来融入社会与孩子相聚的机会。

这里的犯罪者们没有恶意，

这里的执法者们充满同理心。

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身边的人，即便是在谎言之下。

影片从一个雨夜开始，

在一个明媚的夏日结束。

过程中充满了是枝裕和式的「电影时刻」。

太阳雨下的道歉，

人物关系自然地靠近。

洗车房里孩子的闹剧，

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为期三天的公路旅行，

逐渐明朗的结局，

人物之间的相互救赎。

片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

是素英答应对每个人说感谢的话，

东秀（东洙）要求一定要关上灯。

在黑暗中说话的素英，

不再仅仅是羽星的妈妈，

而是成为了所有人的母亲。

代替了东秀和海进的妈妈，

甚至是相铉的妈妈，

感谢每一个人的出生。

这也是是枝裕和的电影

从《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到《掮客》一直以来的主题。

当社会和家庭的出身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

Part 2: 从 Baby Box 到孤儿院的争议

电影的开篇，雨夜中的灯塔——

教会设立的 Baby Box 吸引了我。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像这样的 Baby Box 在日本只在熊本有一个，

当他听说在韩国有三个的时候，

就有了去韩国拍摄电影的想法。

不过调查之后发现，

在韩国真正运作的，

目前也只剩下一个，

和日本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各国 Baby Box 的情况。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婴儿箱的国家，

韩国朱萨朗社区教会 Jusarang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 Lee Jong-rak

听说捷克共和国有一个用于寄放婴儿的婴儿箱，

于是，2009年他率先在韩国设立了 Baby Box。

导演是枝裕和在调查中发现，

韩国婴儿箱接收婴儿的数量是日本的十倍。

在日本，自2007年5月服务开始以来的15年里，

西南城市熊本天主教经营的Jikei医院的婴儿箱里，

共有161名婴儿被留在了日本唯一的婴儿箱里。

在韩国，自2009年12月

Jusarang 社区教会牧师Lee Jong-rak

设立婴儿箱以来的12年里，

已有1,990多名婴儿被放置在箱子里。

（来源：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x http://www.iabb.info/english/germany1/）

世界各地的婴儿箱，多是由医院和教会安置的。

在电影中也呈现了人们对于「婴儿箱」的争议。

设立之初肯定是为了拯救生命，

但是建立之后也被很多人诟病，

这为母亲丢弃孩子提供了机会。

影片中也特意给出了详细的数据，

比如只有1/40的母亲回来接孩子，

有些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不回复。

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

要面临 6 岁之后就很难被领养的现实。

出身孤儿院的红人东秀（东洙）

被要求不要回到孤儿院，

因为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传说，

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孤儿院工作。

仿佛意味着，这里的孩子，

会一辈子留在孤儿院里。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故事中的警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质疑。

比如影片的第一句台词，

女警官秀珍说：“如果不打算养，就不要生下来。”

影片也借助素英的自嘲，

陈述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方式：

“釜山卖淫少女文某，

杀害一男子后逃逸，

把孩子遗弃在婴儿箱。”

正如素英在影片中控诉的

为什么没有人责备父亲呢？

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男性在发生关系和使女性怀孕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权。

以及在发现女性怀孕后又快速地消失和拒绝承担责任。

素英作为卖淫少女，

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状态生存在社会的边缘，

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用肉体交换金钱。

在被动发生性关系、被动怀孕后、又被要求打胎，

在一系列「被动」的驱使下，

或者说在长期的被动状态下，

激起了素英前所未有的主动性：

“即生下孩子、杀死父亲，

并且放弃成为孩子的母亲——

这一强加于她，

她并未做好心理准备的社会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 I》中提到：“…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

对于素英来说，放荡（卖淫）、

犯罪（杀死父亲）和反社会（抛弃孩子），

成为了她获取「自由」，

也就是脱离一切强加于她的被动状态的唯一选择。

“雌性先是被侵犯，随后被异化…当受精卵在子宫中着床，并在其中发育时，女人经历更为深刻的异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I》

导演是枝裕和说，在《小偷家族》里

讲述了没有生育的女性想成为母亲。

而在《掮客》里，

则是生了孩子的女性，

没有做好准备成为母亲。

两个女性角色就像是一对姐妹，

他希望在电影中，持续探索问题的答案。

导演希望去反思，

人们对于抛弃孩子的母亲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Part 3: 大写的母亲，小写的身体

——对母亲的赞颂，对身体的控制

何为大写的母亲 Mother ？

母亲不是一种天性。

它是一个动词，它总是涵盖着某些行动与状态（生育、哺育、养育……）；

它是被政治与经济多元决定的话语、图像、技术等等，所共同塑造的集合体；

它是一种可被操纵的模式——

即私有制将社会的责任转化为家庭的责任，

而家庭意识形态又将家庭的责任转化为母亲个人的责任。

「母亲」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被动的。

对母亲这一社会职责的肯定，

总是伴随着一种模式的确立，一种判断的标准。

她会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被期望可以由衷地说出「感谢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她会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无酬劳的、家庭内部的劳动——这被赞颂为「无私奉献」，

她也被期望可以自愿地接受一切强迫的家庭劳动……

而大写的母亲——也就是集体意识上的母亲，

否定着所有无法遵循以上条款的个体。

而这种被融入集体意识中的后天价值判断，

使每一位仍然希望成为母亲的个体，

时时刻刻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自我的忏悔，

以辨别自己是否仍然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而无法承受这一强迫，

或因为物质条件的压力，

而将自己贬损为无法完成这些指令

并放弃这一职责的个体

——就像影片中的素英那样，

将迎来社会道德（有时甚至是法律）的审判。

这是一种双重的压迫。

为何小写的身体 body ？

大写的母亲先于身体存在，

因为它不以每一个女性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相反，大写的母亲塑造着每一个主体的认知，

并且作为一种身体的配置（dispositif）

和一种名为「母亲」的技艺（technique），

管理及规范着她们的身体。

以现代社会中备孕–怀孕–待产–产后护理–哺育等

这一系列的技术环节为例，

每一环节都要求着身体的顺从，

因为这都是「为了你和孩子好」。

这些程序保证着每一细节都可以被量化、被控制，

从而使母亲这一技艺得以被规范地操作。

而脱离了这一程序的母亲，则是非正常的母亲。

因此，由怀孕者自己决定

是否终止妊娠*（rènshēn）即堕胎的自决权，

在治理人口的管理者——或用福柯的比喻：牧羊人——的眼中，

始终是一项难以控制与操作的未知因素，

因而被视为对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节育环这一装置——即对身体的管制，

是管理者强加于个体的最直接体现。

而当代社会中，

堕胎权所引发的争议与对峙，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纷争——

即现代管理者想让它看上去的那样。

Part 4: 现代女性、母亲与家庭的更多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堕胎是对身体的控制，

但强制堕胎，就像影片中的那位父亲/嫖客

和他的遗孀所做的那样，都是对身体的控制。

“自然只有被人的行动重新掌握，对人才有实在性：人自身的本性也不例外。”

——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I 》

素英在嫖客和嫖客妻子，

以及社会舆论对她的身心控制之下，

她是无法，也没有可能

从女性自然地转向母亲这个角色的。

一切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被管制的，

她为了获得个体的自由，

只能选择打破社会规则。

在影片的中段，

素英遗憾地说如果早些遇到“你们”就好了。

在她的本能意识或者说社会常规的情况中，

「母亲」只可能是她一个人肩负的重担，

她从未想过，还可以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抚养孩子。

而《掮客》的结局，导演正是给出了一种可能性，

把母亲的责任从一个特定的女性身上卸下来，

由更多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人一起共同抚养。

正如影片中的警察、领养失败的夫妻和婴儿中介们。

在电影映射的当代社会，

素英重获主体的自由，

卸下被动责任的同时，

冒着可能再无法见到孩子，

以及被社会规训的风险和代价。

也许是枝裕和导演是想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去重新思考，

每一个遗弃孩子的女性，

是否该被简单地

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角度去批判。

在这里我们先放下

卖淫少女、男性避孕、

女性堕胎、父亲的消失等等争议性话题。

单纯地从悲剧已经发生，

亦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

女性被动成为母亲的境遇来思考。

更多的社会主体——即我们，

是不是可以填补社会对未婚女性怀孕、单身母亲的边缘化，

从内里去理解从女性到母亲的身心变化，

去分担单一「母亲」的社会职责，

尤其是在个体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后我想用电影中的一个桥段作为结束。

“当摩天轮到达顶端的时候

被蒙住双眼的素英问，有点晃动了吗？

东秀（东洙）回答她，没事，那是因为到顶了。

什么也看到不到，真可怕，奇怪。”

希望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意识的震颤，

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和权力在当代已经到达顶峰。

未来的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不断下落。

是枝裕和喜欢把镜头对准边缘人

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也是家庭的边缘人。

以前违法犯罪需要越过暴力和金钱的边界。

今天可能思想和言论也成为了社会的边界，

社会中的边界越来越多，界线越来越窄，

你我和边缘人之间，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是枝裕和说他喜欢釜山城市和山脉的对比，

他特意安排人物的罪行与善意并存。

如今在不建议堕胎、不可以放弃孩子，

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枷锁之下。

电影让我们试图理解「反社会」行为里的善，

而我们也更要提防「社会善意」中无行的恶。

感谢你看到这里

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

欢迎留言你观看《掮客》的感受

2022年7月10日小玄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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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参考资料：

采访：

是枝裕和戛纳首映记者会

是枝裕和 x 古市宪寿采访

书籍：

《 第二性 I 》西蒙娜·德·波伏娃

《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米歇尔·福柯

《身体之重》朱迪斯·巴特勒

（首发于公众号：霧風誌，欢迎关注）

《掮客》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继《小偷家族》之后的最新作品，宋康昊、姜栋元、裴斗娜、李知恩主演。宋康昊凭借这部影片在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斩获影帝。

讲述了无法养育孩子的母亲素英把婴儿丢在“婴儿暂存箱”前，婴儿被尚贤和东洙偷走打算进行人口贩卖，隔天素英却回来找孩子了，最终她为孩子找到更好的父母，加入了这一趟荒诞的蔚珍之旅，然而他们已然被两个警察盯上，并计划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实施抓捕······

这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也是一部鲜明的作者电影，主题上一如既往地关怀现实议题，一样的边缘小人物、遗弃的孩子，以及非血缘关系的重构家庭。

因此这部电影的讨论离不开导演前作《小偷家族》。

如果说《小偷家族》着重展现了这种家庭模式的深刻依恋与羁绊，那么《掮客》似乎是这种模式成型的一个过程，被抛弃的边缘人最初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就像是“前传”一般。

《小偷家族》所描述的家庭，之所以情感紧密的前提，是他们经过了多年磨合，生活在同个屋檐下，慢慢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系，和谐得像真正的家人。

而后者的组合是不和谐的，对素英来说，尚贤东洙是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甚至还是要卖掉她孩子的掮客，存在身份的潜在威胁，短短的几天旅程里，能有多深刻的依恋和羁绊呢？

有些观众也许期盼看到《小偷家族》式的浓郁情感，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中，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能忽略人物之间的潜在威胁，导演并没有忽略这一点的描绘。出发前一晚协商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所有人的脸都隐藏在黑暗中。

这个构图，除了两个人剪影位置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画面中清晰可见的是背景中的婴儿羽星，而婴儿的位置更靠近尚贤，而不是妈妈素英。这个画面强调了威胁——羽星被他们掌握在手中，想领回没那么容易。

尚贤东洙一高一低，不平衡的构图，只有右侧有微弱光源，两个人的脸一半是黑的。

虽然没有暴力威胁的台词，但是镜头语言都说尽了。

第一次尝试交易，其中一个镜头是远景，摄影机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冷眼看着，人物都是剪影，被潮湿黑暗的空间包围的画面提醒着这是一场非法地下交易。

注意每次交易都是由尚贤或东洙抱着孩子的，而不是给素英抱。难不成是体恤女性，怕素英累吗？演员李知恩在发布会上说，为了角色学习了抱孩子的方法，但实际拍摄很少有抱孩子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设计？从掮客的立场，如果交易时素英抱着孩子跑了怎么办？钱不就没了？

残酷的层面看，一开始这个孩子就被当作货品、人质，而非个体生命。

因此，《掮客》人物间最真实的情感关系，恰恰是以“无法亲密”的前提开始的，带有威胁的、利益的关系，在慢慢了解对方的过程中，也始终有种不和谐的、别扭的游离感。

因为每个人都有着“遗弃与被遗弃”的过去，互相在彼此身上看到影子，东洙在素英身上看到抛弃自己的妈妈的影子，尚贤在海进身上找到了当爸爸的感觉（摩天轮两两互为对照组）。

影片中段，他们才互通真实姓名和故乡，不容易的亲近。

到了后半段游乐园坐摩天轮，才小心翼翼地确定彼此的情感联系——东洙的“求婚”、尚贤的“洗车约定”。

素英和警察合作、自首，尚贤确信素英会出卖他们。关系本就不稳固的五人的最终解体自然也不具有《小偷家族》那样的力量，似乎导演也没有想“用力”让观众感到惋惜，而是轻描淡写地。

就像摩天轮“到顶了”，自然而然地会下来，迎来一个结束。

因为有结束，才有可能“重新开始”不是吗？

素英这个人物最想要的就是“重新开始”，但她被现实摧残了太久，不相信能重新开始。前面也说“雨会把昨日的我冲洗干净”，也是想重新开始的意思。

固定机位让人关注到景框内的所有视觉元素。画面中央羽星的小手一直在抓素英的头发，若有若无的触碰，十分可爱。

雨水的意象是贯穿全片的最重要意象。在电影中，水往往代表情感的流动，在这部影片中雨水可以多重理解：

情感上首先是牵扯不断的羁绊、令人痛苦的情绪，也对应到因客观状况的改善，从而情绪上由痛苦转为平和，从开头的暴雨，到后来的晴天小雨，再到结尾完全的风和日丽。

即使雨一直下，东洙说有雨伞就行了。对应后面素英说如果下雨，你带着伞来接我。两人之间的情感升温1°，这条感情线极其克制，点到为止（值得韩国导演学习，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要谈恋爱的···）

雨也起到烘托氛围的效果，开头便给人强烈视觉印象的暴雨渲染了沉重、阴郁、潮湿不适的氛围。

同时，理想化的寓意层面，雨水对应到冲刷洗净、焕然一新。有趣的是，也可以对应到洗车情节，洗车时海进偷开窗户让水喷进来，不仅把车洗了，人也洗了。

大家都笑了，内心轻松了很多，不仅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对于观众也是“喘口气”的时间，有缓冲、平衡节奏的效果。东洙拱起身子护住素英和羽星的细节也很暖。

因为公路片的主要载体是车，而车是封闭、局促的空间，封闭式镜头较多，因此“窗”就成了故事的“出气口”，“开窗”的动作就值得留意，让风吹进来、水喷进来的时刻，可能会带来一些微妙的转机。

有一个和雨水、开窗有关的场景，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幕——下过雨之后，粉色的小花落在警察秀珍的车窗上，镜头特写她伸手去摸那朵花，不是一下子摘掉或捏起来，而是将被雨水淋湿黏在一起的花瓣展开，慢慢才顺着车窗拿进来，她拿着小花看了看，然后松手了。

原本很直白的台词，因为这一系列小动作而变得意味深长，是枝裕和的电影有很多类似的小细节可以品。

表面上就是思索问题时无心的小动作，显出她对待这个问题的困惑，似乎也有一点点秀珍身世的暗示。

深层看或许这朵粉色小花就是秀珍眼中的素英？被淋湿而变得皱巴巴的素英，但莫名想将她“展开”来看看她为何要丢下孩子？

秀珍把小花拿进来而非丢在外面，也与后面对素英态度的转变、帮助素英照顾羽星的情节走向相合。

虽然秀珍这个人物的篇幅过少，有点可惜，但是个有弧光的角色，看起来正直干练的女警，为了抓掮客们而“钓鱼执法”。从完全不理解、一心想抓人，到说出“最想把孩子卖出去的是我”。

这一幕的构图，只有车窗外的游乐园灯光是亮的，而车内是一片黑暗，秀珍只有隐约的轮廓，仿佛在外面的尚贤他们才是正当的，里面的秀珍她们才是犯罪分子，用这样的构图平静而克制地表现出自嘲与讽刺。

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几乎都是这样，没有集中地刻画某个人的形象，没有传统韩影的爆发式演技高光时刻，而是三言两语，淡淡地点出善恶人性中微妙的交错点。

比如东洙，这个人物给我整体印象是“温吞的好人”，一直抱着孩子有种奶爸的感觉，后面发现他也有耍狠的一面，两下就把黑帮小子勒晕了。而这点早在领养机构阿姨问伤口那里就铺垫好了，果然没有一句台词是废的。

尚贤则是反复说黑帮小子是“熟人的儿子”，大概说了2-3次，好像很讲人情的善良大叔，最后却把这熟人的儿子杀害了。

没有直接展示凶杀场面，而是用新闻和尚贤的反应来暗示——尚贤原本低着头没注意，听到和自己有关的新闻一惊，很快恢复淡定拿起饮料喝，一系列反应，虽然有惊讶一下子，但马上喝饮料代表对这件事是知情的，暗示凶手就是他。

另外，场景设置在人来人往的车站，用意有两个。

一是暗示他准备坐车逃亡，二是人们会在等车无聊时看两眼新闻，车来了就离开，不会真的关注新闻内容，就像电视机画面的镜头中，原本有两人入镜，一句话的工夫，左边的人已经离开了，车站就是忙碌而冷漠社会的缩影。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他会用很多镜头与拍真实生活的琐碎和沉重，对比之下对死亡的处理总是很轻，甚至“不在场”，想想《步履不停》是不是也如此？

讽刺的是，这条凶杀新闻的下一条新闻紧跟着是讲“家庭”的，但尚贤的表情变得黯淡、麻木。他是渴望家庭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归家庭了，无论是前妻和女儿的家，还是和素英他们的那个“家”。

秀珍、东洙、尚贤，其实都是有点“反转魅力”的人物，在导演冷静地注视下，人物的善恶微妙地交错，最终给出了一个温暖的人道主义开放结尾。

素英服刑对应到“把昨日的我冲洗干净”，片尾在阳光下奔跑对应到“重新开始”，经历过抛弃后，主动选择的“家庭”，结构上是很完整的。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关怀的社会议题，包含了“弃婴”、“堕胎”、“领养”，而掮客的非法勾当就从社会对这些议题的无视中滋生。

其实是很尖锐的题材，但是枝裕和的影像风格使得影片总体呈现出一种趋于保守的批判性。

相比导演的经典之作《无人知晓》，这次明显力度是弱太多，又没有《比海更深》那种静水深流的感觉，故事放在韩国背景中有点“浮”，不够“沉”。个人认为这点稍微遗憾。

另一方面可能和现在审美环境有关。

我们首先是要符合三观，这个条件下再尽可能多的戏剧化情节塞满满，情感充沛有升华；对于韩影的期待则是强劲又黑暗的讽刺，以及反抗过后的绝望感结局。观众似乎在其中投射一种痛快的补偿心理。

可事实上，是枝裕和导演哪种都不符合，《掮客》就是一部本质是文艺片的作者电影，商业性甚至没有《小偷家族》强，所以注定不是一部现在的主流会喜欢的电影。

不过，《掮客》在国际上的成功也证明了日本大导与韩国演员的组合还是很有吸引力和潜质的！明年会有一部OTT原创韩剧《Connect》播出，是日本电影导演三池崇史，与韩国演员丁海寅的相遇，令人期待在文化、语言都有差异的情况下创作出的作品，究竟会有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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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际遇走到一起，组成类似家庭的亲缘关系，这是是枝裕和近年来探讨的主题。从《如父如子》掉包的孩子开始，到《小偷家族》里登峰造极的共生家庭，再到这部《掮客》。后两部电影更加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原因在于是枝裕和成功走出了日本家庭剧老套的亲情探讨，将视角投注到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社会领域。环境往往是不被常人看见的阴暗面，人物往往是挣扎在犯罪与求生之间的边缘群体。无论社会给这类群体贴上了怎样的负面标签，是枝裕和总有办法从人性角度给予他们底线上的善良和尊严，从而让人在绝望中感受到默默温情。

丢弃婴孩和贩卖人口本应是触犯法律和遭受伦理苛责的不齿行为，如同偷窃一样，是人罪恶心理的展现。但如果，这些不齿举动是人身陷绝望困境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其罪恶性似乎能够减轻，也能够被理解。甚至于，如果丢弃和贩卖婴孩有着其他难言之隐，比如还掉巨额欠款，比如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似乎还能展化出人性深处的温情。人性的复杂性体现于此，没有绝对的善恶，善与恶在人身上总是共存。是枝裕和虽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边缘人群陷入的绝望困境，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不像今村昌平那样把人当作“蛆虫”刻画，他会给予每位小人物应有的善良和尊严。

在《掮客》里，贩卖婴儿变成不得不为的举动。对于尚贤和东洙俩哥们来说，把丢弃在教会“暂存箱”的婴儿卖掉，首先是一门赚钱（可以缓解巨额负债）的生意，同时因为本身就是弃婴（与拐卖孩童相比），也不必遭受道德责难。对于生母素英来说，把孩子丢弃首先源自她杀人后自保的动机，孩子将是逃亡的累赘；当她知道尚贤哥们要把孩子卖掉，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了“贩婴”之旅，因为她想亲自选择孩子的领养家庭，保证孩子有幸福的成长环境。还有刑警秀珍，她也想要婴儿被卖掉，这样她就能抓到贩卖人口的证据，把人贩子送进监狱。

但随着“贩婴”之旅的展开，一切慢慢发生了变质。原本没有亲缘关系的四个人（都是被抛弃的孤儿）因为孩子渐渐萌生出微妙的感情。与《小偷家族》里共生家庭模式类似，《掮客》里的四人像在一个原生家庭那样生活，每个人分担着维系家庭所必要的义务和责任。或许，这是他们自小到大都未曾体验过的家庭生活，从而激发出内心的柔情。“贩婴”的性质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刑警秀珍抓捕人贩的计划被发现，素英在秀珍的感化下变成合作者，她以让尚贤兄弟犯罪来获得减刑的交易。尚贤也由于债主追踪（受孩子生父之妻的委托）纠结于满足自我利益与不出卖同伙之间，最终他遵从良心，没有选择把孩子当作交易工具，踏上逃亡之路。

如果了解是枝裕和此前作品的话，《掮客》是一部相当标准的是枝裕和电影，有着是枝独特的编剧手法和用镜方式。电影虽然在韩国拍摄，由一帮演技精湛的韩国演员表演，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影像风格，都是典型的是枝风（日本风），不仅没有给人违和之感，甚至让人看不太出这是一部韩国电影——譬如《掮客》里饰演素英的李知恩像是《小偷家族》里松冈茉优的翻版，长相和神采都非常相似）。这说明了是枝裕和在海外拍戏，没有遭遇水土不和的困境。这种在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环境里，仍能保持导演水准的技能，只有真正厉害的导演才有，比如阿巴斯、侯孝贤、法哈蒂等。

看了这部当届戛纳影帝，前届金棕榈大奖导演的片子，我沉默了。槽点太多，一时竟无从下口。电影节评委会有没有绩效考评? 平庸的政治正确和大导演滤镜不应该成为评委懒惰的挡箭牌。 《掮客》的糟糕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是导演兼编剧是枝裕和判断失力，创作无力，掌控乏力的彻底失败。同为东亚一衣带水的两大强国，日韩在文化和国民性上实际却有巨大差异。可惜这种差异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化学反应，呈现的是完全的水土不服。导演擅长的静止长镜，缓慢节奏和人物间静默的微妙情绪流动都完全变了味或使不上劲。而不得不代之以韩国人更情绪化戏剧化表达，更多台词，更多肢体动作，结果就是完全串味的拧巴。如同一碗榴莲味的味增汤，感官被撕扯，无法调和。 导演在剧本创作上也是创意乏力了。这次的故事和《小偷家族》居然那么像。一群社会边缘人组成的临时家庭，在一个贩卖婴儿的非法勾当中互相救赎。为了强行洗白非法行为，合理化人物动机，叙事相当生硬直白，毫无张力和别具深度的洞见。仅仅是韩国三流商业类型片的水准。哪里有《无人知晓》《小偷家族》那般深沉平静又如锥刺股的触痛? 导演大概年纪大了，不仅创作乏力，掌控也很无力。对于顶级演员宋康昊，他毫无能力调试其韩式表演以适应自己的风格。宋的表演完全无的放矢，毫无重点，甚至连个重头戏都找不到。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惜，好不容易和非韩籍导演合作，却无法突破表演惯性。他的这个戛纳影帝只能当个终身成就奖吧。然后，全片的摄影，制景，甚至配乐都相当糟糕，是全方位的低水准。 此片再次告诉我们，不要迷信大奖和大导，相信自己的判断，保持独立思考。

《掮客》是导演是枝裕和的第一部韩国电影，有人说是枝裕和这次失手了，影片过于温情，结局太过主旋律，也有说他这次有点水土不服等等……

我倒觉得恐怕是大家看走了眼，一些人想从是枝裕和的电影里找到熟悉的答案，但显然未能如愿，于是将问题归咎于导演了。

虽然宋康昊拿到了金棕榈最佳男主，但仍旧有人认为这次是枝裕和“浪费”了宋康昊，然而本片的焦点不是宋康昊扮演的尚贤，而是李知恩扮演的年轻母亲，素英，她才是刺破社会道德面的那根“针”。

就像《掮客》正式海报里一样，电影中素英这个角色少有笑容，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来呈现这个女性角色？沮丧的不应该是代表孤儿与社会弃婴的几位男性吗？

个人认为，是枝裕和是以女性作为社弃婴这个主题背后的隐形主题，表层上看，依旧是控诉社会，展现孤儿的不易，“我们不该埋怨母亲、母亲也不容易、但母爱依旧伟大……”可能是本片的直观感受，然而太多评论就停留在了这个层面。忽略了是枝裕和用一枚纤细的针，正在刺破的那个道德与正义的至高形象：母爱这枚针的主体，也就是弃婴问题背后的成因，女性的生殖权问题，如果再放大观察，你会发现，针的“尖峰”就是“堕胎权”。

也许是社会环境的缘故，在我国，堕胎（人工流产）并不是一个令人敏感话题，这可能是影评界大多浮光掠影人云亦云的成因。然而在韩国，早在上世纪的1953年便颁布了堕胎罪、全面禁止堕胎。直到66年后的2019年才提出修宪，废除堕胎禁令，2020年正式颁布修正案。另外在美国，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这一确保女性堕胎权的里程碑判例，就在上个月刚刚被最高法院推翻，这都显示出堕胎权一直以来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堕胎这个话题虽然有所呈现，但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部影片，来看看是枝裕和是怎样表达的，体会一下这支针锋到底有多尖锐。 ---------

遗弃羽星

明显的暗示

影片一开头，就留下了一个重要悬念，为什么素英没有将婴儿放入弃婴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谜题式表达。

在韩国，2019年之前，堕胎违法

在影片的中后段，素英和警官的对话中，导演给出了答案。这段对话显示出素英所处的时代环境，应该是在2019年之前，堕胎还会被定罪。这个情节应该是全片最明显的提示，女性一旦怀孕，只能把孩子生下来。

如果你觉得这不能说明隐形主题就是女性的堕胎权，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电影的结尾。

素英提前释放的消息，女警官才知道，然后这段话明确的表达了素英出狱之后，居然一直没有来探望自己3年未见的孩子，是没脸见么？恐怕未必，素英这时候已经开始在加油站打工了，一个普通打工人，见了孩子也并不是就要负责养育，无论女警一家还是之前的领养家庭，都关注着羽星，都是有能力且愿意抚养孩子的人。但素英依旧不露面，为什么？表达的是，素英从始至终对母亲这个身份是拒绝的，更直白的说，就是拒绝了母爱这个道德配置。 如果此时你认为，这种用台词的表达不够高级，同时仍不能证明全片核心是对堕胎权的关注以及对母爱的一种质疑，那么就再来看看影片中的更多的细节。

裴斗娜饰演的女警官，在片中代表的明显是一个道德审判的角色，警察的身份，对素英的跟踪和审视，以及抓捕贩卖婴儿的这个“正义”动机。是枝裕和用女性来代表道德审判者，用意也多了一层对照性的表达，即：性别并不是评判道德的标准，女性也不是女权的必然。

裴斗娜饰演的女警官，从始至终强调对素英所作所为的唾弃，不能抛弃，不该生育……，然而在影片的开头，在刚刚被遗弃的羽星面前，他则是将婴儿放入了弃婴箱，而不是直接去阻止母亲抛弃孩子这个行为。当然，她的理由是要抓捕贩卖人口的罪犯，但显然是枝裕和在此处则有更多深意，他着重展现了放入弃婴箱的这个过程，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女警的观念都代表了社会的道德诉求与主流声音，强调母亲，社会抚养，惩戒人口交易，但这种思路却忽视了问题的起点，女性被强加的那个必须要承担的身份和职能，即母亲与养育。裴警官一边在强调自己的善良初衷，一方面也在试图去理解素英，最终她负责临时领养了孩子，但素英却没有回头。

素英的不接纳态度，显然和影片中另外几位等不来母亲回头的孤儿们的内心诉求格格不入。记得影片快结束时有一场戏，几位男性在夜里让素英代表他们的母亲，说一句感谢他们的出生，显然这段弥补母性之爱的戏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人性和解。

这里明确的利用孤儿们的诉求体现了社会对母爱的强烈诉求，但素英平淡的表述并未使得男性们就此进入甜美梦乡，那么这段戏导演是为了歌颂对母爱的渴望？还是在对这种渴望的反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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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大叔尚贤与素英在车厢过道有一段交流

大叔问完之后，车厢忽然进入隧道，黑暗下素英做了一个模糊的回答。又一次间接的表达了素英所代表的那种拒绝母爱的心态。另外这场戏和其他几处，尚贤大叔还隐约表达出了对素英的一种可以“接纳”她的暗示，之所以这样表达，也体现出了男性经常出现的一种“我来照顾你的心态”，素英的回馈也体现了女性对自身权益的渴求并非建立在对男性的保护之下，然而社会中却有太多男性一厢情愿的认为女性渴望被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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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片尾女警官身着制服制止街头霸凌的那个镜头么，这显然也不是闲笔。

霸凌现场

两位女警官为什么不做刑警而变成了巡警？因为降职？因为照顾孩子忙不过来？（两人都变成了巡警，显然不是因为家务，且前面有铺垫，裴的老公在家写作，非常顾家，能独立支撑家务），另外，为什么要呈现一个学生霸凌的场景？这想表达什么？就不必多言了吧 --------- 影片里依旧有诸多未出场的角色，比如应该是与尚贤离婚的前妻，让女儿告诉尚贤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因为她已经怀孕，意味着新家庭的组建。还有几位孤儿未曾谋面的母亲，这些未出场的母亲也是在表达一种无声的无奈感。

到底母亲们经历了什么，其实没人可以替他们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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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看似温馨实则并不温暖，海进仍在渴望被收养，但归宿只有孤儿院；尚贤大叔杀人后从此消失；收养了羽星的刑警变成巡警，素英在加油站打工不去见孩子……

从始至终，李知恩所演绎的素英一直是一副不苟笑容的表情，即使在最后镜头中的那个合影里，也仍旧没有展现灿烂笑容。是枝裕用这个女性，来隐藏其尖锐的表达，在几乎所有角色都在呼唤母爱呼唤母亲的时候，素英则选择拒绝应答，用冷漠的神态而非撕心裂肺的斗争，回绝了他人的渴望与诉求，就像一枚难以发现的针撬开了这个不可被质疑绝对正义的道德枷锁，刺破了这层挡在女性面前看不见的屏障。影片没有激烈的控诉与抗争，即使在孩子面前素英也没有我们熟悉的温情，其所隐喻的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女权的一种表达：拒绝。拒绝父权社会的定位与安排。

最后素英跑向那辆面包车，是去见自己的孩子吗？还是去约会？车上的应该是东秀吧，但影片没有给出答案，在这里是枝裕和是应该在强调，最重要从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女性去选择的权利。

在喜马拉雅上的节目里，有更详细的解读，另外还介绍了美国从“罗诉韦德案”到今年宣判的“多布斯诉妇女健康组织案”，50年来美国妇女的堕胎权从被宪法承认到失去宪法保障的整个过程，了解生殖权与堕胎权对于女性来说的重要性。欢迎搜索电影真探收听节目。

是枝裕和导演继2018年凭借《小偷家族》夺得金棕榈大奖之后，今年又携新片《掮客》重返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主演宋康昊拿下戛纳影帝。日本导演再次助力韩国影人近两年的国际奖项夺奖热潮。

是枝裕和将《掮客》描述为《小偷家族》的“孪生兄弟”。这两部电影同期开始筹备，题材和结构也极其相近，同样描述一个由道德上有瑕疵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临时家庭，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走近彼此内心，成为真正一家人的故事。

是枝裕和导演，加上宋康昊、姜栋元、裴斗娜、IU李知恩主演，一流的阵容，效果差强人意。不只是因为对是枝裕和的期望值过高，也因为这次的故事有些漂浮，像是匠心独运的行活，有些对不住这样的幕后阵容。

当然是枝裕和毕竟是是枝裕和，一个能把命题作文也拍出作者风格的优秀电影人，《掮客》延续了一贯的“温暖”内核，慢节奏以及出色的摄影表演，依然贡献了不少动人时刻。

宋康昊和姜栋元是两个落魄男人，为了生计秘密操作教会婴儿箱系统，把一些被父母遗弃的婴儿转卖给需要孩子的夫妇。李知恩因为自身黑暗经历，不得已把婴儿放在婴儿箱，但转天却又回来想看看孩子，宋康昊和姜栋元说服她接受转卖的现实，她决定跟随两人一起，观察他们如何进行，路上他们又收留了福利院男孩海进，拼起一个四口之家。这一切都被警察裴斗娜看在眼里，她一路跟踪，准备收集证据抓捕他们。

像导演的大部分电影一样，主角形象并不完美，他们或者是孤儿，或曾过失杀人，或有偷盗勒索的前科，他们因为生活困境开始从事明知非法的婴儿转卖，但他们依然“内心纯良”。

宋康昊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坏事，婴儿已经被亲生父母抛弃，与其在福利院中不被关注的成长，不如找个条件更好的家庭得到更好的照顾。姜栋元本身就是孤儿，他对这些婴儿充满天然的同情，他恨自己的父母。

李知恩本想让孩子自生自灭，但又终于放心不下，她始终观察着宋康昊和姜栋元的行动，又逐渐开始照顾婴儿，她给孩子取名“羽星”，希望将来孩子长大成人，能飞上天空，变成星星。

宋康昊在列车上问她，你曾经说你把婴儿放到婴儿箱，是还想着回来看望他，是不是真的？列车突然进入隧道，一片黑暗。李知恩黑暗中停顿片刻，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早一点遇到，就不会丢下他了。宋康昊说，现在也不晚。列车驶出隧道，恢复明亮。李知恩没有听清楚，问宋康昊说了什么，宋说没说什么。

这一段光影明暗的运用非常是枝裕和，《步履不停》中也有类似的镜头。仿佛在黑暗中，电影中的人们才敢暴露自己的内心，说出真实的想法。明暗交会间，人非圣贤，人心难测。

电影情感高潮是临近结尾处，游乐场“表白”和酒店“告白”，三个大人两个孩子组成的临时家庭，互相袒露心声，却又欲言又止。宋康昊是失去孩子的爸爸，李知恩是即将失去孩子的妈妈，姜栋元和福利院男孩是两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他们的感情无处安放，人生已经缺了一大块，如何体味、如何表达感情于他们而言陌生又困难，不知所措。

最后只有通过李知恩，依次“告白”：

海进，谢谢你出生；

尚贤，谢谢你出生；

东洙，谢谢你出生；

羽星，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谢谢你！

孩子海进接着说：

素英啊，也谢谢素英出生！

这是电影最温暖最催泪的段落。

而这感恩时刻，依然是在黑暗中进行，很难说这是对情感表露的矜持，还是对暴露柔软的恐惧。

谈起这场戏，是枝裕和说：“在酒店的那场戏是一个非常微妙、短暂的时刻——而且是一个永远不会再发生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如此重要。我想在每部电影中，我都希望有一个赞美生命的时刻。”

电影结局并不“圆满”，大人服刑、逃亡，孩子被收养，这个“家庭”表面上已被拆散，但通过女警裴斗娜的旁白，观众可以知道，这个家庭已经成为永远在一起，他们只是天各一方，等待团聚的一刻。

裴斗娜的视角就是观众的视角，她被导演安排来近距离观察这个特殊家庭，从最初的深恶痛绝，到后来的“最想卖掉婴儿的反倒是我”，到最后帮忙照顾婴儿，她已经从内心理解了李知恩，理解了这个家庭。这是导演期待的结果。

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关注点可能放在了电影对“堕胎”的暧昧态度，中国观众也许对“贩卖婴儿”更加敏感。电影主角的行为当然与直接偷抢婴儿的恶行不同，但贩卖婴儿是实，看过《亲爱的》《失孤》这样的电影，很难对“人贩子”共情，大量的相关社会新闻也让人们带着对现实的不满、对人性的怀疑严苛审视文艺作品，《掮客》这样一部以转卖婴儿者为主角的电影仅从“家庭之爱”的角度做了剖析，“转卖婴儿”行为本身却不是叙事焦点，而是作为推动家庭之爱的动力。如此尖锐且宏大的主题，被架空在“小偷之家”上，只有“家”，没有“偷”。

如果把电影当做批判现实的武器，是枝裕和的习惯做法一直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他追求的不是用疼痛惊醒社会，他要用温情抚慰人心。作为长期关注底层社会、边缘人物的导演，是枝裕和对“人”始终保持信心。面对残酷世界的洗礼，相信“人”，相信“美好”，不是一厢情愿的单纯，而是一路向前的勇气和能力。

在充满焦虑、浮躁、阴郁、困惑的当下，很适合看是枝裕和的电影，收拾一下散落的日常，重温片刻相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