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这句诗在中国知名度很高，虽然当下人心不古，念诗的风气却昌盛不绝。只消接上一句“把酒问青天”，仿佛这些愁苦和不安就顿时消在酒气中，散在青天里了，一旦和古人的烦恼对上号，我们就点到为止，也“并不走到哪里去”。电影里他们却说：胜利再见。许鞍华导演在采访中说道：“要在绝望中做有希望的事”。 据说前期选题材是从东江游击队亲历的两百多个传奇故事中选出方兰和大营救的故事，电影里这帮游击队却显的非常业余和搞笑，讲的也不算什么波澜壮阔的事，这正是许鞍华高明的地方，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日常生活的刻画，把张爱玲的文学理论实践到电影中去了：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以人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现今民族自尊心可以说是空前的强大，但我们并不比以前更自尊自重，这自尊心好像是被吹捧出来的，高悬在半空，给别的人看，表现在影视作品上就浮的更高了，只是迎合观众的快感。这部电影没有口号，没有大快人心的复仇，敌我对峙的场面轻快的如同静水深流中被礁石打起的浪花，只是拍战时人们对文化人的保护与谦让，拍自私计较的方母到死都说不认识王菀之，以小见大，看出民族精神。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广告大肆宣扬“来看许鞍华的血性”“许鞍华杀气归来”一类骇人的话语，这或许和把这部片当做献礼片一样，都是对许鞍华的误解。刘黑仔帅气的穿行于街巷，干净利落锄奸杀敌，这样的人，他对刚杀死的尸体说很快就再见。李锦荣刚求完婚就消失做卧底，再见面是传消息，他说：怕有人跟踪，我就不抱你了。方母被捕，方兰权衡利弊放弃营救，刚走几步路便软了腿失声痛哭。这些柔软的地方是人性，也是血性，从这些灵魂里滋生出的勇气才真正算得上伟大。许鞍华的刀是不出鞘的，她存在于更高的地方，这刀不是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无法征服另一个民族。 这部电影在上海电影节颗粒无收，于东讲了一些不着边界招黑的话，奖项的得失早已不在许导心上，上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文涛问她怎样看自己拍的烂片，她说：我还是很努力，只是一个不成功的片子，可能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还是有缺失。前段时间采访，她说自己以后拍片还是要考虑有没有观众，“你尽管拍，可是没人看! “导演连说这种自嘲的话都带着又萌又酷的神情，她已非常诚恳。 许导说：这些主角个个都是普通人，但他们做了这么酷的事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这更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在我心中，许鞍华导演也是很伟大的人，她是时代之光。 Ps片中所有的演员在王菀之女士的衬托下都是影帝影后好吗！

原原本本地重现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是无法做到的。在此点上，影像虽然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更逼真地让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但同文本一样，影像也只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这就决定了任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费里尼是对的，无论是回忆还是历史（《阿玛柯德》和《卡萨诺瓦》，都是过去发生之事）只能以“说谎”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影像唯有通过虚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真实。

因而，从未有过什么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是如何的，影像中所展开的无非是当下之事。原因不外乎于此，电影呈现的故事通过今日演员的扮演和对当时场景的重塑（它们所适用的材料都是当下的），并凭着“以假论真”的方式获得，比如尝试让演员像故事中那个时期的人那般表现，或让场景尽可能回复到原初的环境，确实能够取得部分效果，但却绝不能达致历史的最高真实。历史的最高真实永远属于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事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何。

这就为影像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开辟出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执着于构筑大环境背景下的历史氛围，牺牲掉细节，这点我们在大多数历史剧或战争片中都能见到。它给观众营造的无非是一种时代氛围，让你沉浸其中，感觉好似已经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但还有另一条相对的道路，不再关注时代背景，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从细节入手来还原出作为个体之人的生活。这也许正对应着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一种大写的叙事转到了小叙事。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许最好地结合了两者，但侯孝贤绝对是第二条道路的最佳代表，最懂得如何通过“还原”生活的细节来还复历史真实。像在《海上花》中那般巨细靡遗地呈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或者在《刺客聂隐娘》中对唐时物件严苛的复原，观众好似真的回到了清末或盛唐。但很明白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当下之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情感和困境。因而，《海上花》或《刺客聂隐娘》除了是描绘当下的电影，还能是什么？聂隐娘的故事正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故事。

从《黄金时代》到《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实践着与侯孝贤相似的理念。《明月几时有》虽然拍战争，但已经没有战争，虽然拍历史，但已经没有历史；只有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生活被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它们发生在观众观影的当下，而不是过去。这里，影像真实走出了新的道路：它可以通过还原／虚构历史来表现当下之事。观众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虚假的时代氛围，而是彼时之人是与当下的我们如何“情投意合”。在此，许鞍华与安哲罗普洛斯、侯孝贤走在了一起。

随便谈谈。

《明月几时有》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虽然女主是方姑，实际上最亮的戏点（戏剧冲突）集中在了方母身上，从吝啬小气的房东到凛然大义的英雄，她身上有家与国、女儿和良知之间的纠缠和转变，没准是叶德娴的戏被剪弱了，无论如何，关于方母的情节量是极不足的。

母亲不够丰满，周迅的发挥空间也会变少，一损俱损，以致方姑这个角色很难拎起以她为核心的众多配角人物，包括彭于晏、霍建华、沈先生、鲍起静母女等等。举例，前半部分的电影走向会让观众对彭于晏和方姑之间发生一些情感（不只是爱情）连系有所期待，但电影没有满足观众对这一块的想象。创作者不必满足观众的想象，但当创作者引导观众走向一条路，则要为这条路的终点而负责。

再比如，片始大篇幅刻画沈先生夫妇以及众多文人离港的事，创作者看似想借一群大知识分子的逃命之弱，来托出穷乡僻壤之间一群小人物的生命力之强，但在我看来废笔较多冲散了主线，茅盾存在的唯一功能，大约就是启蒙方姑，这并不需要太多篇幅，也并不需要多次转换视角，视角应集中在方家母女身上，而主视角在茅盾的部分情节可删。因为既想讲明白一对母女的故事，又想推一个某种群像式的素描，最后可能就是两部分都讲不好，很多重点情节没了后文，“胜利后见”变成了再也不见（历史上或许没有发生，但作为艺术故事，明笔也好伏笔也好，是要对重点情节的结局有所交待的）。

我觉得许导讲《桃姐》可以，遇上《黄金时代》这样的群像戏就容易纠结。

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个烂片，我个人很喜欢它。它的音乐，它在一些历史细节上的极度写实和还原，它寥寥数笔对一些小配角的表现，都显示出导演的功力。这二十年，港导里就立住了一个许鞍华，她身上有着极突出极丰富的作者性，不仅仅在于她如何运镜，如何去讲故事，更是在她始终如一的文人气质，以及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对人性的反思上。她如果拍得不好，不能算是烂片，而只能算创作失误。

好作品是启发心智的。这部电影没有明面上的波涛汹涌，却像是一场微雨或者一条山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它的一句对白——杀鬼子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可是如果人人都这么想，谁还去杀——就足够让我们反思自己好久了。

明月几时有，周迅老师真的吓到我了，于是百度了一下，她今年已经43岁了，然后就不那么恐怖了……但是叶德娴老师却又让人觉得岁月并不可怕…因为沉淀的时光浸渍出生命的蚀迹～

这应该算港版建国大业吧！众帝后大腕都只争露一面～可见一个优秀女导演的号召力！

豆瓣上批评声一片，可我却真心觉得好看，绝对是上乘之作，我就奇了怪了，打打杀杀，血浆横飞，看不腻吗？

谁说走向光明的表达只能用军队英雄们逆战的光辉正面，而不能用儿女妇孺姊妹书生断舍离的忠义侧面呢……这正是女导演特有的视觉宽度才能捕捉的生态全景～

也许不像男人电影把伏笔藏入情节，最后一个反转让你五体拜叩。

你再看一遍这部电影，母亲望女的身影，传递情报时假似迷情的动作，替同袍掘坟的关照，放弃亲人的悲恸渺小，这些细节没夹带着电影手法，而是演进了观众情感里。

最后只一个止步的拥抱，一声枪响，一个今昔对比的转镜就激发出情感里隐晦的感动。何尝不是一次动容。

我们不必政治正确的恭维这种类型片。就人们牺牲自己救那些陌生人这一点，还不够让良心震颤吗？

周迅台词说，特殊情况下人才会变成这样，谁也没想到自己会在特殊环境下何样！这一句就试炼出多少人心，多少虚假，多少无奈，多少真金人格。

是啊，那些恶意吐槽这部电影，特别五毛的抨击政治的各种大侠们怕是都是沦陷后的汉奸…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只一点，那些在和平下都做不到律己的人，谁敢言在严苛中不会苛待他人呢？

最后想说，彭于晏的侧颜………和正颜反差好大呢！

许导真是个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导演，久石让的配乐够精致吧，请的演员一水儿的担得起角色，没有一分钱乱用在忽悠观众进场专用的大牌小鲜肉上，和无脑砰砰砰洗钱大场面的火药上，也没有奥运会开幕式级别的布景，就用镜头给你讲故事！

那场山体滑坡躲子弹的戏让我知道原来枪战戏可以美的像史诗～女导演的视角真心是这种类型片里的一股清流～～～

许鞍华导演千秋万代～～～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上映后毁誉不一，但我觉得这个片子仍然非常可看。

《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的抗战片吗？是，又不是。尽管这部片子选择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1日首映，显示出了它与政治、与那段特殊历史背景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更深的层次，我觉得它是讲的是离乱之下人的风貌，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战火摧毁、扰乱、击溃后，中国人的抉择与坚守，它是由一隅来见一种文化。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楔入这段历史？许当然不会套用一个大陆抗战题材的常规讲法，她对那种粗粝的主流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怀疑，也是她主动去回避的。有人说，许鞍华在这部电影中涉足了她不擅长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说家是对的，而国在电影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伦理背景，并不是一个显性的诉求。

从结构上来说，她也没有采用好莱坞式那种强逻辑的方式来强化戏剧冲突：事件的关联性似有似无，人物的轨迹也是幽微而散淡，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了部分观影者最多诟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为了让这部影片有更多的中国文艺趣味，她采取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糖葫芦”式和“蛛网”式结构，当这种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中等章回体小说中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中国观众居然十分的不适应。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经过好莱坞式电影结构的一再洗脑，已经对我们传统中的叙事模式变得如此生疏和难以接受了。

这部电影体现中国文艺趣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由一个“说书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故事，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特别像是《桃花扇》中的老赞礼，又或者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下》，甚至许鞍华之前导演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设置。在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此多样的当代，许仍然着意采用了这样一种古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是她是想传递一种“讲古”的味道——亲历者带领我们穿回时光的隧道，不仅仅是去求证那一段历史，更是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度与质感。正是这种“讲”，而不是“编”的感觉，使得故事的铺陈轻松散淡，随性而止。也许，在导演看来，讲述者的私人视角和个体情感的参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许鞍华访谈的场景，大概这确实是素材采集的场景复现），具有后期文学创作无法企及的那种原始的生动性，所以，许鞍华在影像世界的建构中，力图从方式上去贴近它、还原它，而令人赞叹的是，梁家辉的表演如此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神采，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神采。

所以，我们看到，刘黑仔的故事，像是旧日的传奇，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说：“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神气”，许鞍华要捕捉的也是刘黑仔的这种“神气”。杀李灿森那场的“帽里藏刀”，路遇日本兵时演出的“运尸还乡”，特别像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里蹦出的故事。而恰巧彭于晏的性格、气质特别贴合这个人物的设定。活力、轻松、爱说笑，“一个半茶果雇个当差的”的笑话，满是高中生钓女仔的套路。而游击队大闹汉奸悬赏宴后撤退的那场戏，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月色下的街巷中，久石让的背景音乐随后响起，那种气氛是如此欢快、愉悦、振奋人心，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而方兰母女俩的故事，又特别像是絮叨的家常：吃饭、聊天、穿衣，女儿嫌母亲自私、小气，母亲嫌女儿执拗、笨手笨脚。母亲还窥探女儿的恋爱，相约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隆隆炮火中，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是这沉郁、压抑的世界中的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干革命、杀日本人，这种壮烈的革命行为，女儿就像是背着家里人偷偷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又具备了超脱的神圣性，它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激烈的对抗，具有更动人的力量。方母愿意冒着生死之险，去完成本不属于她的情报工作，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朴素的舐犊之情，他不愿女儿太累、太辛苦，愿意去分担女儿的工作，同时，他对女儿的这种爱，还转化到对革命同行者的关怀和照顾，这是一种普适的母性。监狱中，方母揽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刻，她拥有了全人类母亲的共性，笼罩着无上的光辉。

许鞍华的很多部电影，“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往往是最为出彩的角色。《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桃姐的身份代替了母亲）……许鞍华看到并理解母亲的市侩、俗气，她更知道母亲的伟大和值得赞美。战乱中，方母宁愿以地瓜、南瓜度日，也不愿意去向儿子和大房低头，恪守着一个中国人的最看重的尊严和脸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母最后面对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她仍然坚守了承诺，最后甚至因为手臂无力无法挖坑，对帮助自己的狱友感到愧疚。一个中国人日常中的坚守的道德和边界，是如此令人慨叹。

表姐婚礼那场戏，几乎与叙事主干毫无关联，导演却拍得浓墨重彩、云蒸霞蔚，许鞍华在自己构建的影像里，重溯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战争前后婚礼习俗的变化，伴奏的粤港民乐，三书六礼的讲究，找不到一副体面餐具的窘境……还有疍家女的装束、港湾上漂浮的渔船，翩跹的白鹭，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某种文献性，它承载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最细密的针脚和最真切的生活质感。剧中多个人物，多次提到的“这是什么时势”，通过这种日常性的前后对比，导演向我们展示，战争的残忍，不仅是同胞的被屠戮，国土的被践踏，更是我们再熟识不过的“日常性”已经被战火冲击得溃不成军。

不仅是同胞，就是镜头下的对立者，许鞍华也是力图再现他们的 “日常性”。大佐与锦荣心心相惜，谈诗论文；军官们在酒吧里寂寞而恣意的调笑；胖士兵欢乐地享受着面包的美味；日方驻地里，军人们在夜晚的阳台上的喝酒、唱歌、聊天的身影……许鞍华不会为了戏剧化的需要，去做简单的标签化，对于她来说，人的真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

关于电影名字《明月几时有》之所指，许鞍华在见面会上解释了她的一种“明月”：明月是山水星辰，是鸟语虫鸣，是再见时家人相聚、恋人相拥，是最平凡的生活，而至于“几时有”，只是因为不得不去守护平凡的生活。这种明月，也就是杜甫诗里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也是京剧《大保国》里杨波唱的，战争中人们所失去的那些：

只杀得有田有马无人耕地，

只杀得经商店旅买卖稀。

只杀得妻寻夫来兄找弟，

只杀得父在东来子在西。

决定我们和定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定是来源于日常又复位于日常。而战争，无疑是对我们日常性的最大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