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第一季

作为netflix首次自行制作而且完全依靠网络发行的电视剧，此剧显示了netflix在内容制作方面的雄心。毕竟竞争对手比如hbo go本身就是内容，而hulu背后也有好莱坞的投资，长此下去必将受制于人，netflix此举也容易理解。

作为第一炮，netflix力求开门红，大牌导演大卫芬奇加上影帝凯文史派西还有罗宾赖特（西恩潘的前妻，阿甘正传女主），手笔不可谓不大。而且剧本还是改编自英剧，更加上了一重保险。

house of cards，形似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又有维持精细的政治平衡之意，一语双冠。设定上类似大西洋帝国的政治宫斗，但背景是当下的华盛顿（史派西演的居然不是老大，不科学啊）。这两年华盛顿本来就狗血不断，想来编剧编起来也格外得心应手。例如第一集里的炒掉国务卿，现实中的确是白宫的第一人选未通过提名。

不过话说回来改编还是有些硬伤，比如史派西的设定是多数党党鞭，在英国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而在美国国会则重要性大大降低，因为美国国会有多数党领袖；另外在英国多数党必定跟首相是同一边，而在美国则往往不是这样。不过好在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为了照顾大脑欠发达的美国观众，史派西常常跳出角色来做解释，想来跟上剧情的难度大大降低。

网络发行的好处是一季一下子全部推出，不必一周一周的等，而且少去有线电视网络等渠道费用，可谓另辟蹊径；而坏处则是少了广告收入。如果这种新发行方式成功，可能amazon等也会跟进，并进一步挤压传统的premium channel。无论如何，电视剧行业的重新洗牌已经开始，究竟鹿死谁手还要时间来作出裁判。

       最近随着这部新剧越来越被豆友提及，有很多疑问或咨询，豆瓣里已经有很多有关这部剧的评论，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说透，我来简单科普下。
      
     《纸牌屋》不是一部娱乐型的美剧，虽也有美女，偶尔也有点小色，但都是点到即止，绝对都是陪衬中的陪衬，几乎没有什么暴力。所以有人用《甄嬛传》来相比，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是一部比较严肃的政治局，主题就是勾心斗角，阴谋是它的主线，但是与我们中国野史中的阴谋有根本性的不同，它里面没有什么绝对的正面或者反面角色，阴谋不代表坏的流油，正义的出发不代表一定有正直的行为，涉足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正能量不断涌出，充分在展示老美的世界价值观。
     
        男一号是the House Majority W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有的翻译是美国众议院多数党督导，我不喜欢督导这俩字，感觉超肤浅，我觉得直译党鞭非常贴切。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呢，“党鞭”系指传达该党领袖旨意与联络党内议员的人，负责本党议员在投票时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党鞭”一方面传达政党领袖意见，策划集体投票；另一方面召集党员，集体与会。他扮演沟通桥梁，在实际议会运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底这么一个人物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美国大选背后其实就是各种资金财团和前台政治演员交易的一个产物，而这个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它虽然有自己的党性，但是它能影响到全部众议院，包括它本身的对立党，所以党鞭几乎就成为了这些资金财团和政治演员的一个中介，一个大选的庄家。
       
      可就是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赌局的庄家，在剧中一开始，就被新任美国总统阴了一刀，大选时许诺好的那块蛋糕——美国国务卿的职位，在大选成功后，居然食言给了旁人。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身边最得力的干将，一个在大选中直接决定你成为总统的这么一个角色，你居然背叛它，从一开始，编剧就让这位新总统低人一头。
       
        有豆友会问，既然党鞭这么牛，为何还要一个国务卿的职位呢，先不说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就从权利角度来说，美国的国务卿好比一个世界总理，其权利的弹性有多大，超乎我们的想象，而且这种弹性并不来自于职位本身，而是决定于坐在位置上的人。一个剧中这样的党鞭如果成为美国国务卿，它的潜在能量甚至可以超越总统。
      
       在被背叛之后，剧中的这位党鞭重新开始了迈向权利顶峰的谋划，有影评说它这系列的阴谋是为了报复，这种说法过于幼稚，政治斗争中只有权利的得与失，权利是最冷血的机器，它本身不具有情感性，而权利中的人多数时候都在牺牲自己的爱恨情仇。所以这位党鞭虽然内心有恨，但是当他开始新的谋划时，一切的目的还是权利。
     
        除了这些基本的背景，说一下这部剧里的很多旁线，其中最影响剧情的一支是这位党鞭妻子的一系列动作，一个绝美冷艳的妇人在丈夫事业中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支旁线成为了编剧手中最重的筹码，这个筹码直接让这部剧从一个好的美剧跨越到经典。第二支旁线就是那个小记者，被潜规则被利用的一个政治小角色但却是这部剧中的绝对主角，她的出现和存在使整个剧情丰满有力，让这部剧有了极具强度的韧性。编剧手中的这两支线在今后的几季中会直接决定《纸牌屋》在各种奖项中的成色。

        另外说一个小细节，这部戏里有一个手法，就是男主人公直接面对镜头的旁白，这种手法在一般美剧中是比较少见的，我考虑导演运用它主要是因为政治剧的晦涩，这种旁白一方面让观众速度跟上，另一方面让男主不断和观众掏心，拉近观众的心理距离。

       考虑我们历史中数不清的野史，考虑平时大家在各种场合侃大山的主题，似乎由我们的文化决定，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种潜在的政治能力，这种能力超过了很多其他民族。有些人可能会极力反驳这点，但在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时，就一直在暗示这点。所以我大胆预测，《纸牌屋》未来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可能要大大超过美国本土，而且这部剧的受众可能会非常广，超越年龄。

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在中国的热播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首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免将接下来的讨论混同于所谓“纯粹的”艺术评论或政治解读。界定如下：
第一，本文并不关注该剧的创作和运作的方式。一部热播的影视剧自然少不了编剧和导演的精致构思，少不了如凯文•史派西这样演技超群的明星，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剧情，以及背后一系列成功的商业运作，但这些都只是该剧相较于同类影视剧更受欢迎的原因，还不是政治题材的影视剧本身倍受关注的原因。本文讨论的是后者，因此不能不考察一下该类型剧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这样两个问题：以《纸牌屋》为代表的政治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表达了现实生活？又在何种意义上仍然是一种虚构？
第二，本文也不关注美国的政治。虽然这是一个当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民众）乐于谈论的话题，但遗憾的是，这样的谈论常常停留于表面——这里“表面”一词不仅是指关于美国政治的历史知识和现状分析，同时也包括对于美国政治理念的解读，即便这种解读最终被引向对资本原则或现代性的批判，也依然没能超出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批判的水平。笔者认为，决定一种批判的原则高度的，并不是“专业知识”的多少或“理论水平”的高低，而是是否“切中现实”。而对当今的中国来说，西方的原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学科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表现为：这个原则不仅被视为先进的和正当的，而且被当作衡量先进性与正当性的尺度本身，并且作为这一尺度，参与重构（而不仅仅是外在地评价）我们所身处的情境。因此，本文即便谈及美国政治，其目的仍在于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一部以美国政治为题材的影视剧为何会在当今的中国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这种现象有着怎样的内在机制？
从表面上看，上述第一点侧重于讨论作品，第二点侧重于讨论中国的受众，但在实质上，这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对《纸牌屋》在中国大热这一现象的讨论，本文试图做到的，是对当今中国的现实的再认识，同时，在“真正的现实性即历史性”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对历史的再认识。当然，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能力，本文仅仅只能算一个尝试而已。

一
《纸牌屋》是一部政治题材的类型剧，它的整个剧设大抵不超出华府政治的范围，不仅如此，剧中连爱情这样的“标配”都含量少到可以忽略，题材可谓纯粹。考虑到美国政客都是职业政客这个因素，我们甚至可以将这部题材纯粹的类型剧直接当作职业剧来看。而所有受到欢迎的职业剧，不外两种类型：一种是该职业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要求，对于非从业者而言比较陌生，因而比较容易引起观众的好奇心，例如飞机机师之类（而不能是搬砖工人或普通营业员）；另一种通常也具有前一种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该职业与大众生活的关联比较切身，能集中地体现该时代比较普遍的价值或矛盾，例如医生、律师等。相比起来，前者受到欢迎是暂时的，因为仅仅依靠该职业本身提供的素材，不足以让观众在猎奇心态得到满足之后一看再看，但后者却能产生比较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那么，作为一部以政客为素材的职业剧，《纸牌屋》究竟属于哪种类型呢？照理说，在当今社会，政治是一个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领域，也是一个最集中地体现时代的价值和矛盾的领域，因此《纸牌屋》毫无疑问应当属于后者。但仔细分析起来，情况却不尽如此。
如果说一部以飞机机师为素材的职业剧，能够向观众展示飞机的内部构造、驾驶的技术等专业内容的话，那么与一部以政客为素材的职业剧能够展示什么？对不太熟悉这个领域的受众来说，它首先展示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机关的构成、成员的产生机制和职能以及法案通过的流程等等。在这方面，《纸牌屋》的确做得足够专业，作为证据的就是：字幕组在翻译对白的同时还补充了大量的背景知识，以帮助中国的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该剧仅仅是向观众描述了（哪怕是非常专业地描述了）关于美国政治的知识性内容的话，那么，它最多起到了某种“科普”的作用，若要引起观众更为持久的兴趣，它还必须提供出相比起这些表面文章来说更为深入的内容。
《纸牌屋》确实这样做了，这个更为深入的内容就是：权术斗争。在这一点上，它做得同样专业，虽说美国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度已经相当高了，但剧组认为这还不够，他们特意让主演凯文•史派西跟随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党鞭观摩学习，而或许是为了展现政治的透明性以及政客的亲民度，党鞭们倒也十分配合，甚至让凯文•史派西参加了他们的内部会议。做足这番功夫之后，《纸牌屋》的确吸引了更多的眼球。然而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吗？权术斗争是否就是政治领域中体现时代的普遍价值和矛盾的内容呢？
倘若我们将权力欲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将权术斗争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状态和政治演变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回答就是肯定的。但且不说本文并不这样看，就算认同了这一点，我们还是无法将《纸牌屋》定性为第二类职业剧，理由是：凯文•史派西在观摩回来之后，将权术斗争表述为一种“行为艺术”，并且声称政客们是一群拙劣的演员——这个讲法引发了观众的笑声，但却丝毫没有超出人们既有的认知，与其说凯文•史派西在向观众揭露一些什么，还不如说这个老练的演员不过是在变相地取悦观众罢了。此外，从大量的评论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观众感兴趣的不是政客们有没有“表演”，而是他们的“演技”到底有多高明，换句话说，《纸牌屋》在既定的价值尺度下所提供的，仍旧是关于政治的知识性内容罢了。权术作为一种政治的技术，其性质仍旧是知识性的，与普遍的价值并无关涉，依据《纸牌屋》对权术斗争的所谓“揭示”就认定其现实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这一点，很多人一定会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唯有知识性（包括技术性）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现实，而在其中“附加”某种价值的尺度反倒是令人生疑的。例如我们可以将《纸牌屋》同另一部政治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相比较，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后者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言下之意即是，前者更符合“现实”。
深究起来，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是：19世纪的西方，在反形而上学的思潮摧毁了宏大叙事之后，人们不是倒向了虚无或相对主义，就是转而走向了逻辑实证主义，前者表现为对普遍价值的彻底的否定，后者则表面上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暗中分享着同样的前提，只不过先行的不再是普遍的价值尺度（它被当作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而是不包含任何价值尺度的“纯粹的事实”。而由于这种“纯粹的事实”是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知之外的，并且被当作了最终的真相，因而普遍价值的领域在实际上被抽空了，取而代之的仍旧是以“多元化”为名的相对主义。
在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当今的社会科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全都确信，自身研究的对象是“纯粹的事实”。具体到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那场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历史观会给出它的基本预设，并且力图用这个预设贯穿起全部的历史内容，而逻辑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则拒不承认历史的所谓内在逻辑，它仅仅将历史看作是一连串的事件在物理时间中的顺序排列。对于后者来说，根本重要的就是史料（所谓事实和数据），因此考察一部作品是否真实的唯一判决标准就是它的表达是否“与史料相一致”。
有许多评论家正是以此来责难某些影视剧的，例如他们会作出比较说：美国人在这方面具有一种我们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几乎将短短两百年的历史全都翻遍了，而在我们这边，即便抛开所谓“五千年的文明”，仅就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来说，其间存在的“黑角”也数不胜数，甚至许多具有决定性意味的环节也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因此，国内的作品即便在“尊重历史”这一点上充满诚意（即排除掉“戏说”的成分），由于史料本身存在的不足，作品的真实性依然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
正是与这样的评论相呼应，许多影视剧制作团队专门聘请了历史学家来当顾问，甚至其中还有人声称其作品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然而，这种由史料堆砌出来的所谓历史，却依然是一种对历史的虚构，这种相比起来更为隐蔽的虚构就叫做“以细节的真实颠覆历史的真实”。

二
要理解这种虚构的实质，首先得回到宏大叙事崩塌的年代，听一听宣告这一发现（“上帝死了”）的尼采所说的话。他说：“从没有什么道德现象，有的只是对现象的道德解释。”对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而言，将句中的“道德”替换成其他既定的价值尺度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法律，还是政治、经济乃至宗教，不过都是对现象的一种解释罢了。诚然，用某种先行的价值尺度来建构历史，就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这一点上，对传统历史观的质疑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在今天，再度聆听尼采的这句话，我们得到的教益并不是“存在一种先于任何解释的现象”（即某种类似“存在先于本质”的呼声），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脱离一切解释的所谓纯粹的事实”。举例来说，有人告诉我在某个地方存在乱伦的事实，可是我反问他：如果不包含任何的道德解释，你如何能够看到一个叫做“乱伦”的社会事实呢？你最多看到两个高级灵长类动物在交配罢了（而这已然又包含了自然科学的解释）。
威廉•巴雷特曾经这样评论19世纪的反形而上学思潮：这种思潮将思想同理性混同起来了，认为凡是思想就是理性的思想，因而“非理性主义把思想的地盘拱手让给理性主义，从而在暗中接受了敌人的假设”（《非理性的人》）。海德格尔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把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倒转过来还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海德格尔选集》），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预设的结果，是将一种毫无思想（或者说仅仅具有最浅薄的思想）的东西——纯粹的事实——当作了最终的真实。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并非颠覆了形而上学，相反，作为一种倒转，它不过是形而上学最后的、毁败的形式罢了。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表述就更为直接了，他说：那种所谓“纯粹的事实”，不过是“名为自然的思想物”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一种对比的方式来说，以某种先行的价值尺度（观念）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传统历史观，可以被妥当地称为“唯心主义（观念论）的历史观”，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以历史的表象来编造历史”（《形而上学之克服》）；而逻辑实证主义的历史观看似否定了先行的价值尺度，因而在外观上显得比较“唯物主义”，但实质上，它不过是用一个单一的观念（纯粹的事实）取代了原先的尺度罢了。这个排除了所有价值尺度的所谓“纯粹的事实”，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幻想，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名为自然的思想物”。
问题不在于更换一种解释，哪怕是逻辑实证主义这样完全倒转过来的解释，问题在于这种解释是否是“先行的”。说一种解释是“先行的”，也就是说它否认了它本身是历史生成的结果（即否认了自身的来历），因而这种解释就具有了神圣的、永恒绝对的性质——它由来如此，也必将永远如此，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因，但它本身却不在历史之中。
比方说，国民经济学家就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原始人，一个渔夫和一个牧人，前者天天吃鱼，后者天天吃肉，有一天他们厌倦了，于是渔夫就同牧人进行交换，并且这种交换的情况是，渔夫用三条鱼交换了牧人的一头羊。由此国民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不仅商品交换是由来如此的，甚至连商品交换的比例也是由来如此的。马克思用一句简单的话驳斥了这个神话：“这哪里是两个原始人，这分明是两个现代资本家。”
很显然，国民经济学是用资本原则重新编造了历史，正如其他社会科学用不同的原则重新编造了历史一样。因而要反对这种编造，所依靠的决不可能是考古学，也不可能是考据学，更不能用另一种编造来取代这种编造。要指出这种编造的虚假性质，首先必须找到这种编造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而马克思一语道出了这个基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还特别举例说，英国实行的是分权的政治，因而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就是分权的学说。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看清《纸牌屋》式的虚构了：正如经济学会将贪欲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将资本竞争当作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状态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样，政治学当然也会将权力欲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将权术斗争当作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状态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上述两种编造毫无二致，其性质都是某种既定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被表达为资本权力还是国家权力）为自身所作的合法性辩护，是使得这种权力变得神圣起来的理论表达——既然人的本性如此，那么一切现存的统治就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看到，这一点既说明了为什么《纸牌屋》是一种虚构，也说明了为什么《白宫风云》同样令人生疑。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被当作“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过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的自我论证和自我辩护，因而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的自我展开，一旦对于这些价值的追求同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相反对，就绝无任何自由、民主或平等可言。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上述价值在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看来，多少具有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纸牌屋》撇开了这些价值，将政治还原为一群野心家之间的权术斗争，但这并不会让它更为现实，因为“用细节的真实颠覆历史的真实”这一做法的实质，与传统历史观的实质一样，仍然是海德格尔说的“用历史的表象来编造历史”，而这种历史占据了统治地位，恰恰是一种“无历史状态的确证”（《形而上学之克服》）。相比起来，《白宫风云》更像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怀念或者致敬，而《纸牌屋》则更像是如今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的一种毁败的表现形式。

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经验存在的诞生过程”（即编年史意义上的“历史”）并不先于它的“被认识和被理解的生成运动”（即常识意义上的“对历史的认识”），换言之，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相对于先行发生的既定的物理事件的“事后之思”。上述两者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个历史的两个方面，因此排除了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丧失了真正的历史性。
真正具有历史性（即现实性）的作品，从不接受先行于作品的解释，它包含的是对历史的不断的再认识。但正因为如此，它在历史性上是真实的，在细节上反倒可以是虚构的。199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有知名评论家说，这部影片其实还不如仅获提名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理由是：前者讲述的仅仅是美国的历史，因而需要观众充分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而后者则超越了美国人的“家事”，从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由此他还得出了奥斯卡评委的眼界过于“美国化”等等推论）。
这里就不谈理解《肖申克的救赎》是否需要相关的历史知识了，因为如果仅仅以此来诘难这位评论家，那么这种诘难不过是在对他的立场进行低效的重复而已。关键在于，掌握“关于美国历史的知识”根本不是领会《阿甘正传》的先决条件，因为这部作品既不是在陈述作为知识的“美国的历史”，也绝非仅仅是漫画式地解构了“美国的历史”，这部作品包含的是对“美国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的重要的真知灼见——而这种“对历史的再认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就是真正的“历史”本身。关于这一点，只须提及影片中的一个情节就足够了：对于主人公阿甘的奔跑，美国人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起初他们认为他是傻子（run fool），后来他们又试图以种种现存的主义（比如女权和环保）来加以理解（其实质是编造），在遭到否定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渐渐领会到了阿甘奔跑的意义，并且开始跟随他。很明显，这正是美国人在战后对历史（也即是对自身）进行再认识的过程。
相比起来，《肖申克的救赎》在细节上看起来确实要“现实”得多，主人公安迪不仅不是傻子，而且是一个精通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他的成功不像阿甘那样是上帝赐予的，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的，因而看起来可以复制。然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成功呢？在《阿甘正传》中，所有配角都因为阿甘而重新找到了自我，而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名字。显然，享有这份成功的并不是主人公自己，而是人格化的资本，运用既定的规则（哪怕是规则的漏洞）所取得的成功，其实质不过是对现状的一种无原则的认同罢了。就这一点而言，那位评论家完全说反了：阿甘的自我实现是普遍的，而安迪的“成功”倒是相当“美国式”的。
如果说《肖申克的救赎》中至少还存在某种属人的诉求（自由）的话，那么《纸牌屋》则连这一点也完全放弃了。主人公安德伍德所追求的仅仅是在现有的规则中赢得一个更高的位置，他同样非常努力（用尽各种手腕），最后也“成功”了，但伴随这种成功的是对自身的不断出卖，以及剧中所有人的自我毁灭，严格说来，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政治伙伴）和他自己。
需要提示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进行一种道德审判，因为按照黑格尔的那个令人恼火的公式来说：“所谓道德，就是按照国家的习惯生活。”而中国人更熟悉的或许是另一句话：“统治者是有道德的。”仅仅从道德上来指责一个政客，即是将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的腐朽归于个体的道德品质，因而等同于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开脱责任，更何况，这种道德尺度本身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制定出来的，所谓“奴隶的道德就是主人的道德”（《精神现象学》）。
进而，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将权力同权术混同起来，前者是power，后者是right，其性质是power的技术应用和理论表达。我们看到，在《纸牌屋》中，主人公是充分运用规则来达到目的的，作为证据的就是，每每他在完成一件事情之后都要强调一句：在技术上，这样做是不违法的。当然，有人会说，“谋杀”这件事例外，但有意思的是，在一次采访中，主演凯文•史派西透露说，多数党党鞭Kevin McCarthy表示：如果他可以杀掉哪怕一个议员的话，他就根本不必担心选票之类的问题了，而在他这样表示之后，有七位议员不约而同地问他：“你是在说我吗？”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不采取“谋杀”手段不过是出于利益得失的衡量，而不是出于道德的反省。更何况，“谋杀”不仅可以表现为肢体暴力（暴力的私人形式），也可以表现为国家暴力（暴力的公共形式），而后者要高于前者。例如，在《教父（God Father）》中，麦克•柯里昂说：教父同任何掌握权力的人是一样的，比如总统。他的女友回答：你太天真了，总统并不杀人。麦克•柯里昂惊讶道：究竟是谁太天真了？当然，其实观众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谋杀”的情节之所以引起争议，并非因为它不合法，而是观众认为，主人公不得不采取某种规则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只能表明他在规则内的无能——他应当有更为严密的理智算计。对此只能感叹，在一个原则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最初的革命性就迅速地转向保守乃至毁败，此时，限于既定规则的人往往只能设想依靠规则获利，而失去了改变规则的力量，他们对于合法性的诉求令我想起麦克•柯里昂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话：“全部历史教会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没有人是不可以杀的。”
毫无疑问，《纸牌屋》这类政治题材剧的制作，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的一种“精神生产”，其成果当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表现，是它的自我论证和自我辩护。在“符合事实”的细节的堆砌之下，《纸牌屋》将美国政治描画成了一群野心家之间的“权术斗争”，正如某些国内的历史著作，将自身的历史描画成“台面上握手台面下使绊子”的闹剧一样。无怪乎有一档美国脱口秀节目戏言道：中国之所以没有禁止《纸牌屋》的播放，是因为该剧表现了美国政治的腐败。而在本文看来，与其说《纸牌屋》揭露了美国政治的阴暗，还不如说这种对于现实的虚构，对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来说根本就毫无破坏力可言。
对史料的研究，如果仅仅是一种对历史的知识性的研究，就根本不可能触及历史的真实，因而也不具备真正的力量。相比起来，国内某些宣称自己“无一字无来历”的政治剧甚至还比不上历史或政治教科书上的表达，后者在“细节的真实”上固然是存疑的，但在“历史的真实”上反倒是相对更为可靠的。

四
在揭穿了《纸牌屋》式的虚构之后，我们还留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哪怕《纸牌屋》是一种幻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幻想在当今中国的观众那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称之为“神剧”）——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内在的原因？若不阐明这一点，那么上面的讨论就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因为即便我们揭穿了一个幻想，但这样的幻想还是会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这句话提示我们：重要的不是打倒一个神，而是消灭造出这个神的现实土壤，换句话说，上述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对自身的历史的再认识中才能得到解答。
21世纪的中国处于怎样的一个时代？最直接的也是政治上最正确的回答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根据这一回答，我们可以大致地梳理出一条线索，并且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对这三个阶段的最形象的概括是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80年代全民参政，90年代全民下海，00年代全民娱乐。这个表达很像是另一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很广的话：人类带着资本主义的理想走进了19世纪，又带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走进了20世纪，最终却两手空空地走进了21世纪。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两种表达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打个比方来说，整个资本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短短几十年中，仿佛经历了一次“快闪”。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具有很强的逆反色彩，但正因为这种逆反色彩，它很难被称为一个“反思的时代”。当然，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肯定具有启蒙的色彩（大量的西方思潮正是在那时涌入中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能担当时代批判之重任。所谓“伤痕文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它更像是一种过来人的“自道身世之戚”，而非成熟冷静的反思。与文艺界相应的是，理论界同样也未能完成这个批判，虽然中共党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给出了评判此前时代的准绳，但对这一决议的内在理解却远远谈不上完成。
民众教化的完成，不是某种理论被灌输到头脑中去的过程，而是这种理论走出其“学说的书面形式”并且参与构成民众的生活的过程，唯有在这个过程之中，历史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理解。显然，80年代的反思远不足以构成民众的生活，相反，黑格尔所说的“国家的习惯”倒的的确确是民众的生活，其证据就是，人们用以反对过去的时代的话语乃至行动方式，在其形式上同他们所反对的时代竟然是相当一致的。
很快，新旧交锋就到达了一个微妙的境地，1985年，发生了一件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国人而言都影响深远的大事——政治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从那一年起，《中国革命史》这一被视为建国以来思想最为开放的教材被弃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如今人们所熟悉的《毛泽东思想概论》。相比起哲学的批判来说，政治倒是“当下的”，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力倒是“直接的”。在今天看来，最初十年的反思并未形成积极的成果，而政治教科书改革事件倒是的确参与构成了民众（尤其是那一代年轻人）的生活。80年代与90年代的共同特征是对自身身处的时代缺乏认知，但不同在于，80年代的认知缺乏还可以归结为时间上的迫近，或者某种激进的逆反情绪的过犹不及，但90年代的认知缺乏，借用伽达默尔在《20世纪哲学基础》中的话来说，更可能是源自一种“有意识的退出”。对上个时代的批判的搁置，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同时也是民众普遍认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以用1992年深圳机场的巨幅标语来概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1992年的南方谈话被看作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二度春风”，其后似乎也发生了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很多在1985年后不能谈论的问题，又可以拿来谈论了，但这其中诚然包含着一种误解。正如在西方，第三等级上升时期凝聚起来的共识消逝之后，到处都乡愁般地弥漫着贝多芬式的田园乐章一样，在90年代的中国，文革结束后凝聚起来的共识也已经退去，四处传唱的是同样充满伤感和怀旧色彩的校园民谣。这样的“退出”在最初还显得多少有些不那么情愿，但很快，它就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觉，无论对民众来说还是对知识分子来说均是如此。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理论问题”，而是“用经济效益说话”（发展就是硬道理），换言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现实的矛盾，在诸如“发展的问题要靠发展本身来解决”这样的理论表达中被自我消化掉了。
在进入00年代之后，对民众来说，时代的普遍矛盾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一个简单得多的词：贫富矛盾。然而马克思说过：“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句话提示我们的是：“贫富矛盾”这样的表达，由于缺乏了对真正的历史运动的认识，只能表现为一种对于现状的庸俗的描绘。这种描绘在文艺领域中的体现便是“全民娱乐”，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商战影视剧、明星选秀活动以及日韩的偶像剧等等，其中自然也包括政治剧，只不过因为所受的限制，它只能曲折地体现在某些古代的“宫斗剧”中罢了。在这个意义上，称《纸牌屋》为美国版的《甄嬛传》是完全正确的，它也恰好避开了对中国政治的直接谈论。
但也正因为这样，国内的这类作品同样是一种虚构，并且这种虚构是很容易辨明的：因为“贫富矛盾”这样的表达丝毫不触及衡量价值的尺度本身，而仅仅反映出处在被这种既定的价值尺度（即“笑贫不笑娼”的尺度）规定出来的上下两个层级（所谓“高富帅”和“屌丝”）之间的地位争斗。处在较低层级的人的目标不过是成为较高层级的人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羡富”固然是一种羡慕，“仇富”也是一种羡慕，一种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羡慕。毫无疑问，偶像剧与宫斗剧当然合乎他们的胃口，尤其是在这种层级间的流动变得不那么容易的时候，他们就更需要这种“处境的幻想”了。
而当今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方式是扮演科学技术——这个时代的新神的神职人员（即专家和教授），他们关注的仅仅是“顶层设计”，以及在这个前提之下的“民众教化”，而对真正的历史的再认识不管不顾。而这些神职人员自身的堕落，即如同中世纪的教会所做的那样，运用他们“解释神意”的权力来谋求自身利益，又将民众推入到某种“阴谋论”的基调之中，如此一来，《纸牌屋》这样的美剧在一边贯彻着西方的原则的同时，一边又顺从“阴谋论”的调子，将自身表现得阴暗和腐朽——从正反两面都取悦了它的受众。你说说看，它又如何会不热呢？

截至season1E12
克莱尔
先写她是因为这个角色在剧中的重要位置，而且相比男一号弗朗西斯，她没那么可恶。即便这个女人的本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七左右是跟弗朗西斯一样的，聪明，理性，心狠。就像她对老情人亚当说的，爱你只能偶尔一周，而对弗朗西斯能爱除了这一周的所有时间。通常，她臣服于弗朗西斯，并且她了解弗朗西斯，后者能成全她聪明，心狠，理性的特质，所以他们在一起。两个相同的人，互相了解，搭配完美，天衣无缝。所以她能牺牲工作、时间、精力，甚至对人性天生中的占有和嫉妒保持克制，弗朗西斯与佐伊的初次出轨，隔夜而归，她冷静的喝着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可以……”，“no”。可是还是要说，她终归是个人，还是个女人，这么说有点乡愿，但是编剧确实显出了克莱尔身上值得同情的部分。她于一开始拒绝了情人亚当，“亚当在XX酒店。”“你呢？”“我在这里。”弗朗西斯在他们每日深夜把酒对谈的窗前，克莱尔表明了她的忠心。所以，后来说“no”的时候，虽有克制，却无比失望。当然，这一点点失望不足以让她背叛弗朗西斯，事业上弗朗西斯的跋扈、专制和利用是她失望的根本原因，于是她逃离，到老情人，纽约艺术家亚当的怀里去。可是这是逃离，且只有一周。黎明前她坐在窗前，得知彼得罗素自杀的消息时，我猜她事情的真相，她更知道自己属于谁。给亚当一个千纸鹤，告诉你，我的纯真给了你，这纯真，弗朗西斯并不需要，然后她脱离这纯真，回到弗朗西斯身边。她是聪明，理性，心狠的成功女人。
彼得罗素
片中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自己最同情的角色。与弗朗西斯完全不是一种人，甚至连弗朗西斯的手下道格，他都比不上。出身草根，爬到国会。身有弊病，不能戒除。难顺权势，良心未泯。毫无疑问，他不适合在弗朗西斯一再强调的it is politics的环境中生存。身上无法戒除的懦弱，酗酒、招妓、对弗朗西斯的无可遏制的怀疑与背叛，他根本不是权力场上的菜，可是唯有一样，他善良。虽力不能及，但他还愿意爱别人，并且他愿意赎罪。他的两个孩子，克里斯蒂娜，他的朋友，选民，他的真心，尤其是弗朗西斯的强硬给他带来痛苦时，也许权利就是要这样折磨人的，不带有罪恶的生存，便无法占有、使用和享受权利。
弗朗西斯
大主角，通过他，编剧展示了一副政治人性交错错杂的图谱。人性在权利争夺中扮演何种角色，权利又是怎样操控人性，这是这个政治剧最主要的一个part。
而影片中客观视角与弗朗西斯的主观画外音有着很好的配合，场景的目的更加明确。如何制造声势反击教育法案中的对手、怎样使用彼得罗素这个卒子、怎样离间总统与副总统、甚至怎样利用妻子的公司与她的手下，用对人性的弱点巧妙的掌控，获得权力权势的终极目的，在片中，他就是十恶不赦那种人，完全不值得同情，像他曾经的司机说的，他是个坏蛋。

当然，纵便除去杀掉罗素这个把观众从对真实的幻想代入拉回带戏剧的本质的情节，弗朗西斯于美国政界真实存在，客观讲，他也同样受到制约。玩弄权术在法律范围内，这个权术存在的本质支架在于选举和民主，即选举和民主中，在法律框架内，有人性道德商量的余地。不犯法，用不光彩手段得到支持，只是想告诉你们，政治本就不是一出光彩的戏。可是，至少他们的公民，还有选择的权利，还有被伪善迷惑的权利，而这边厢，只能看着他们作恶，无可奈何。

《纸牌屋》被誉为美国政治潜规则的艺术化教材、白宫版的《甄嬛传》，甚至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白宫、国会山等一干政客都成为它的超级粉丝呢？
看纸牌屋这个名字，除了表面上比喻由纸牌搭造的“建筑”之脆弱，更多地是为了点明剧情主题。“House”在美国是众议院的代称。“众议院的纸牌游戏”，顾名思义，剧情围绕众议院和华盛顿的其他权力机构展开，描写了大量见不得光的权力游戏。而对窥探政治内幕阴谋论的好奇心几乎是不分国家种族的普世嗜好。尤其对于看够了清宫内斗和国民党不休止的败退的我国观众，终于能难得的看到一部比较反映现代政治的神剧。
第一季开篇的大背景是民主党候选人加勒特.沃克(Garret Walker)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身为众议院民主党党鞭的男主Francis Underwood为Garret打赢选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Garret事先许诺若拿下政权则授予其国务卿之位，但新任总统及其幕僚团队掌权后食言，让Frank依旧镇守国会，对于这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行为，男主自然怒火中烧，从此开始了向总统的复仇，也就是向权力的最高点挺进，大幕就此拉开。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男主Frank的最初职务—— “党鞭”。党鞭的说法源自打猎术语。在英格兰地区古老的猎狐活动中，专门有人站在大群猎狗后面挥舞鞭子，给狗群指出追猎的方向，并不时地让一些“溜号”的猎狗重回队伍。这个在打猎中负责保持猎狗队形的人被称为“鞭手”（Whipper-in）。日后，当议会党团需要设置一个维护党内团结、让本党党员们在议会的博弈中“保持队形”的职位，人们便将它称作“党鞭”。
现实政治中，党鞭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党内协调。比如，在国会立法活动中，各党派需要集中力量，尽量使本党议员在投票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特定议题和法案上保持立场一致；而党鞭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投票前负责“统一思想”，督促党内成员积极投出政治正确的选票，同时尽量减少“叛徒”的出现，对于那些立场同党不一致、离心离德的议员，强硬的党鞭会以“下次竞选时动员全党力量去支持你的对手”相威胁，迫使对方就范。
    在说服工作之余，党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数人头”（headcount），即对党内成员进行摸底，在重要的法案进行投票前，搞清楚有多少说服无效、不执行党内决议的议员。“数人头”的结果往往是决定一项法案在国会命运的关键因素，如果一项重要法案在投票前确定不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党内领导层可以通过阻止其进入投票程序，避免法案被直接否决，从而保留了将来时机成熟时再度闯关的一线生机。
而在情报不准确的情况下贸然投票，很可能面临巨大的立法挫败。2013年4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极力推行的“新枪支控制法案”只差六票而未能在参议院过关，就是一个“数人头”失败的例子。
    那么，言归正传，正式介绍一下第一季纸牌屋的具体剧情解析。

第一篇：国务卿反击战

    Frank本是国务卿的内定人选，被放了鸽子之后，自然瞄准了新的国务卿候选人迈克尔.科恩（Michael Kern），Frank的幕僚道格拉斯.斯坦普（Douglas Stamper）找到了一篇过去《威廉姆斯公报》关于戴维营协议的社论，文章认为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应当要求以色列，迁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自从1967年就非法占据该地区。而恰恰科恩就是当时这份报纸的主编。
    我们知道，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有着24k纯哥们的同盟关系，犹太人在美国社会有着相当大的能量，没有哪个正常的美国高官会在发表得罪以色列的言论，否则绝对吃不了兜着走。而在剧中又特意强调，中东政策是Walker总统政府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于是Frank通过《华盛顿先驱报》的美女记者佐伊.巴恩斯（Zoe Barnes）把社论曝光了出去，引起了轩然大波（Zoe本质上类似于千千万万个来北上广死磕搬砖的女屌丝，亟需报猛料在新闻界逆袭…于是她和Frank结成了各取所需的…关系）。甚至，Frank胁迫众议员彼得.罗素（Peter Russo）去联系当年的公报编辑之一，同时也是Kern的大学同学——罗伊.科佩尼科（Roy Kapeniak）诬陷Kern才是该篇社论的作者，当然此事又是通过Zoe的报道曝光了出来。于是舆论对Kern的外交政策质疑达到了顶峰，最终导致其重压之下出局。
    这里插播一下，Peter Russo虽然是名议员，但也是个瘾君子，因为自身的醉驾、招妓、嗑药、办公室恋情等一系列把柄落在了党鞭Frank手里，所以只能任其驱驰，甘当鹰犬。
如果仅仅是打击仇敌，以泄私愤，那就太小瞧我们的男主角了。在Kern大势已去之后，Frank又授意Zoe发表文章，认为凯瑟琳.杜兰特（Catherine Durant）会接任国务卿，并成功引导了舆论，白宫顺水推舟，于是Frank成功安排了“自己人”Catherine Durant 登上了国务卿的宝座，她也在以后的任职过程中少不了投桃报李，并在第二季的最终决战中为Frank搞垮Walker总统贡献了一臂之力。
总之，这一局Frank主要是通过抓到了Michael Kern过去的、有那么一些牵强附会的污点，并通过捏造诬陷以及Zoe的媒体渠道，形成舆论压力，使得自己虽没当上国务卿，但依然是国务卿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技术含量还谈不上很高。

第二篇：教育改革法案拉锯战

    《教育改革和成就法案》的推动过程一波三折，该法案对Frank、白宫以及整个民主党意义重大。就如同现实世界里，奥巴马力推的医疗改革一样，是标志性政绩。
     Walker总统希望自己能在就职演说的时候就能对人民许诺，就职百天之时，法案就可以投票，并委派议员唐纳德.布莱斯（Donald Blythe）来主持法案的拟定，而拜托Frank帮助其运作以便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Donald Blythe即是个教育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个左翼分子，而总统Garret Walker走的是中间温和路线。Frank想把Donald挤走，自己得以全权处置这个工作。于是将Donald交给Frank的法案初稿转赠给Zoe曝光，于是在舆论点燃了一枚震撼弹，由于Donald的法案草案观点过于“左倾”，引起了右翼以及中间力量的不满，Donald方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流产，Donald Blythe遭暗箭出局，而Frank则顺利接手这个光荣又烫手的肥差。
Frank于是亲自召集教育界专家对教育改革法案突击草拟，并与美国的公立学校教师工会就教育改革法案进行谈判，但教师十分厌恶法案中的“教师绩效标准和特许学校津贴”等条款（这很好理解，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也是一名公立学校的老师，你肯定希望政府的教育支出款项能更侧重于联邦公立学校，并且不希望有和学生成绩挂钩的考核指标约束自己），而这些争议条款也成了谈判的难点和焦点。在谈判的攻坚期，Frank由于自己的选区出了点意外（大桃子事件），不得不回自己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去处理一下，以防后院起火。为了能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期稳住教师工会谈判代表团，他假意在法案条款上妥协，诓骗了教师工会聘请的首席说客马蒂.斯比奈拉（Marty Spinella），诱使Marty留住已经决定离开的工会代表团。
折腾了良久，法案总算出炉。但是一个法案要想生效，必须通过国会的投票表决，Frank以及白宫出于务实的考虑为了争取共和党方面的合作，在法案的内容上做出了一定妥协——加入了关于集体谈判的条款，以切合共和党的主张。而另一名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鲍勃.博奇（Bob Birch）认为这个条款有违民主党的基本精神，或者违背了“党章”的精神，不予支持。除非去掉法案中的这条集体谈判条款，否则不会推动其进入立法程序。Frank为了不让总统幕僚长琳达.巴斯奎兹（Linda Vasquez）抢功，反对总统做出妥协，也就是不删条款，准备自己来搞定Bob Birch。
   于是Frank劝诱国会民主党领袖大卫.拉斯姆森（David Rasmussen）一起密谋串联共和党任一起搞掉议长Birch，让Rasmussen取而代之，缺乏野心的Rasmussen拒绝了。于是Frank转而联系黑人党团，为了能说服黑人党团的领袖泰瑞.乌麦克（Terry Womack），Frank再次长袖善舞。Womack辖区的麦喀顿空军基地雇佣了3000人，但今年可能会被国防部关闭掉（国防部必须通过裁撤不必要的军事基地来控制自己庞大的国防支出啊）。为了让Womack的基地则以保存，必须再找一处可以当炮灰的军事基地，“帮助”国防部收支平衡。于是Frank又选中了听命于自己的Peter Russo，胁迫Peter在军事基地整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不做争取和抵抗，致使其自己选区内的费城海军造船厂（雇佣了12000人）被关闭掉。
    万事俱备之后，Frank在与Terry Womack的密谈中，把这个阴谋伪造成由David Rasmussen主导，针对Bob Birch，拉黑人党团入伙，并让共和党为外援的夺位阴谋。而作为报酬，Frank许诺事成之后Terry Womack出任新多数党领袖，且保有麦喀顿空军基地完好。Womack欣然从命。
    而后，Frank又反而去蛊惑议长Bob Birch，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告密者，声称David Rasmussen 图谋不轨，欲取其而代之，Womack领导的黑人党团也加入“叛军”，再加上里通外国获得的共和党方面支持，改选议长的票数已足够。在其威吓之下，Birch 与 Frank 达成协议，废掉David Rasmussen的多数党领袖一职，安排Terry Womack为下一任多数党领袖，并在教育法案上妥协。而原本谨小慎微甚至老实巴交的David Rasmussen 最终死于Frank阴谋的躺枪。不管怎么说，Frank领导的教育改革法案通过了Birch这一关，他又赢了。 但是，集体谈判这个条款虽然加进了法案，但也惹恼了工会以及工会的首席说客Marty Spinella，因为在之前Frank与工会的谈判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个条款，面对Frank的出尔反尔，Marty怒不可遏，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教师罢工以示抗议。旷日持久的罢工示威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以参考眼下泰国、乌克兰的政治乱局，当然了还没那么激烈），期间也发生了Marty率领200多名伪装成教师的卡车司机去净水计划的庆典晚宴进行示威抗议却被Frank、Claire分发的食物所击溃，Frank借着家里遭遇扔砖头破窗袭击这一契机就“无组织劳工(disorganized labor)”问题大做文章，Marty与Frank的CNN电视辩论，等等精彩的对垒桥段，双方互有胜败。但总之，在旷日持久的示威声中双方斗智斗勇，不过政府支持率不断走低，Frank遭到了Walker总统的私下指责，压力极大。
不过Frank意志坚定，决心死战到底，但也并非是消极防御，他像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等待着反击的良机，所谓“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是也。他和Doug一直紧紧盯着眼下有没有可以用来“炒作”的刑事案件能加以利用，“终于”，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中午在自家外面被人开枪错杀，于是Frank再次通过自己的喉舌Zoe发出了一条twitter “八岁的华盛顿男孩被黑帮火拼的流弹击中身亡，而他本应该在学校的。Marty Spinella是否难辞其咎？”紧接着Frank借此大造声势，呼吁教师停止罢工，让孩子回到学校，这类惨剧就不会重演。此举迫使Marty不得不去国会与Frank会谈以结束罢工乱局。
    而在国会办公室，Frank给了Marty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以傲慢的态度、挑衅的言辞惹火了Marty，并且揭秘之前的“砖头破窗案”其实是Frank、Claire和Doug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为的就是栽赃Marty及其领导的罢工教师。听到真相而忍无可忍的Marty怒从心头起，一拳打伤了Frank，而这反倒正中其下怀，因为袭击国会议员是一种犯罪，在Frank的起诉威胁之下，拙计的Marty屈服了，罢工停止了，《教育改革和成就法案》也最终得以通过，Frank功成名就，大获全胜。

第三篇：副总统大会战

由于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姆.马修斯（Jim Matthews）出任了现在的副总统，所以宾州需要补选一位州长。Frank说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夏.惠特克（Patricia Whittaker）让Peter Russo出任竞选新宾州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至于Frank为什么在教育改革方案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还要参与这一档子事，他的表面理由是“掌控着这场竞选总要比旁观好”，但实际上他的真正意图是剑指副总统，也就是前任的宾州州长。
而Peter在自己选区的海军造船厂被关闭之后，遭到了家乡选民的口诛笔伐，精神意志几近崩溃。而Frank则以“人生导师”的形象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承诺帮他竞选州长，全程指导监督选战。有着沉湎于酒色毒品恶习的Peter大受鼓舞，决心为事业洗心革面，迎来新生。
由于Peter的过去堪称劣迹斑斑，所以竞选得基调定在了救赎、浪子回头、崭新的开始等等之类的。但仅仅这些还不够，他的干货政策主张核心卖点在于通过《特拉华河流域法案》，也就是以不破坏环境的方式开发关闭费城海军造船厂后空出了一千英亩国有土地，用联邦政府出资修建公园绿地、绿色商业区、家庭住宅、垃圾清理场等等，预计三年之内创造五千个就业岗位，目标收益约两亿美元，而此举的根本目的在于重新拉拢船坞工会，这些人本来是Peter的死忠，但是由于之前Peter任由船坞被关闭，现在失业的船坞工人们对他由爱转恨，所以如何安抚住他们，给他们新的就业机会十分紧要。克莱尔.安德伍德（Claire Underwood）作为环保NGO净水计划的负责人，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Frank就请Claire作为法案的实际操刀者参与此事。但宾夕法尼亚州蕴藏大量的页岩天然气，而这个法案由于打得是绿色环保牌，会对流域内的天然气开采有很多限制和监管，所以此举惹火了石油天然气企业以及共和党，另一方面一些民主党内部的环保人士认为该方案不尽如人意，环保的措施还不够严厉，所以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所以也不准备予以支持。
在所有的反对势力中，最具威胁的就是桑科工业公司（San Corp Industries）及其委托的说客或者说是代理人雷米.丹顿（Remy Danton）。Remy是格兰顿.希尔公司（Glendon Hill）的合伙人，而桑科工业是他的大客户。 桑科工业一直与Frank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史，除了赞助竞选经费，还出资建造了Frank捐赠给母校桑蒂诺军事学院（Sentinel Military Academy）的一栋新图书馆大楼，作为回报，当初Frank许诺担任国务卿后将帮助桑科工业拿到阿根廷近海油田的开采合同，但随着Frank被Walker总统放鸽子，此事也就只好作罢。而且在私人关系方面，Remy过去给Frank做了8年的新闻发言人，彼此知根知底。但在Peter发起的《特拉华河流域法案》的问题上，Frank与Remy以及其代表的桑科工业发生了利益冲突。于是Remy在国会大肆活动，拉拢议员投法案的反对票，恰好此时，Claire领导的C.W.I（净水计划）所属的价值20万美元的净水设备要从南苏丹运到苏丹，但由于人权问题，美国和苏丹即将断绝外交关系，所以设备无法运入苏丹，Clarie要求Frank想办法帮忙，但被流域法案弄得焦头烂额的Frank粗暴的拒绝了。Claire于是私下亲自去求Remy，而桑科工业通过石油开采生意往来在南苏丹政府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Remy表示帮这个忙没问题，但作为交易，净水计划要为桑科工业提供环保认证，同时要求Claire暗中阻挠法案通过。
另一方面，Frank与Peter的团队进行着最后的拉票冲刺。而民主党内部左派中的左派议员范德伯格（Vanderburgh）和艾布拉姆斯（Abrams）是十足的环保主义者，认为这个法案对环保没有意义，如果要政府注资2.5亿，应该把钱用到更有环保意义的项目，要求法案的措施必须提高，否则不支持。Frank于是让环保领域的专家Claire去给他俩逐条讲解法案，说服其投赞成票。但与Remy有交易的Claire为了自己的事业果断背弃了Frank，反而暗示两位议员可以投反对票。于是投票之日，《特拉华河流域法案》以两票之差没有通过。
可以说，该事件是整个Peter竞选的重大挫折，或者说让Frank的阴谋提前着手实施了。这里不得不提的是Frank与Claire这对政治夫妻的关系，可以说是Claire的背后捅刀葬送了Frank的法案，追根溯源的话，更早以前Remy代表桑科工业提出向Claire的净水计划提供150万美元的捐赠，但Frank深知吃人家嘴短，生怕被Remy及桑科工业控制，坚决要求Claire拒绝赠款，此事就给Underwood两口子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后Claire无偿劳动为Frank的事业起草流域法案，而Frank没有在苏丹净水设备问题上做到投桃报李，这最终促成了Claire的倒戈。当然了，对于Frank与Zoe的情人关系，Claire也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Mr and Mrs Underwood 彼此强烈的独立性，没有人会为了对方而牺牲自己的事业，维系他们合作的与其说是感情不如说是盟约。
好了，言归正传。不得不说，在此之前的Peter确实重获新生了，他的选战工作可以说是风生水起，但流域法案的流产令这一切都没有了任何意义。
愤怒的Peter威胁Frank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他就把Kapeniak、Kern关于以色列社论那档子事曝光出去（详见上文国务卿反击战），面对失控的Peter Russo，Frank和Doug决定提前实施，（离选举还有两个月，白宫的审查做的很充分）于是Frank说服了Peter要转而谋求与桑科工业合作，支持天然气开采，并许诺可以在费城建精炼厂。而Doug则指使瑞秋.波斯纳（Rachel Posner）在一场社交晚宴上去色诱Peter重新酗酒，而实际上第二天上午7点45他要与匹兹堡当地的电台做连线访谈，并准备发表一番支持天然气开采的言论。但在Rachel的酒色夹攻下，Peter最终沦陷，彻夜痛饮作乐直到7点15！于是神志不清的Peter硬着头皮做了电台访谈，但他言词不清、错误百出、头脑混乱……随着采访彻底被搞砸，Peter再次醉酒的消息也爆炸般的传播开了，他的选战和他本人都彻底完蛋了。
Peter russo出局了，Frank就马上着手下一阶段，此时距离滨州州长大选只有2个月的时间，要找到一个候选人再从零开始发起竞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作为十分重要的“摇摆州”，滨州州长的归属对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以及总统大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Frank联系了副总统吉姆.马修斯（Jim Matthews），也就是上一任的滨州州长，劝说他屈尊纡贵再次去竞选州长。乍一听，州长的位子明显不如副总统棒，但是副总统这个职位只是名义地位很高，可实际权力却极其有限，而Jim Matthews恰恰是一个骄傲的人，或者说虚荣的人，深感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他一直与总统及其幕僚团队龃龉不断，他内心对自己副总统吉祥物一样的定位深感不满，也怀念自己在担任滨州州长时的风光岁月。于是Frank从挑拨副总统与总统的关系打开突破口，促使Jim下了重回州长的决心，搞定副总统后，Frank转而去做总统的思想工作，还是通过挑拨离间加重了Garret Walker对Jim Matthews的厌恶，当然要说服总统，最最终的是说服总统的智囊琳达.巴斯奎兹（Linda Vasquez），恰好在peter搞砸采访之前，Frank就及时布局，Linda的儿子鲁本（Ruben）没考上斯坦福大学（Stanford），恰好Claire在净水计划的同事吉利安.科尔（Gillian Cole）是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校友，于是Frank就托Gillian给斯坦福的教务长沃伦.泰斯戴尔（Warren Tynsdale）打电话，托关系推荐了Linda的儿子就读。而当Peter的事件爆发出来以后，Linda虽然识别了Frank的意图——意图接替Jimmy的副总统之位，借着在2020年大选时染指总统大位，但由于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欠了Frank的人情，所以这次Linda就帮助了他劝说总统。
但另一方面，按照原计划，Frank是要Peter Russo 搞砸竞选，宣布推出，然后在帮助下重新振作，无声的离开，当一块完美的垫脚石。但实际上Peter比“计划中”的要脆弱，在极大的负罪感和挫败感的折磨下，他彻底精神崩溃，并打算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恶行公之于众，而Frank害怕自己与之有关的一些丑闻暴露出去（比如曾为Peter的醉驾走后门开脱、关于以色列的那篇社论以及胁迫Peter关闭船坞等这些黑幕），这无疑对Frank构成致命的威胁，于是Frank一不做二不休，杀Peter灭口！并将现场伪装成自杀。
计划中唯一的变异被修理掉之后，故事又按照设计好的展开了，由于总统、副总统和总统幕僚长这几个关键人物都已经被说服，于是Jimmy决定退位去竞选宾州州长，而在物色继任人选的一个月中，随着一个个人选被否决，最终总统却出人预料的决定任命雷蒙德.塔斯克（Raymond Tusk），他是一位身家4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虽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但从未出任过公职。总统需要派一名使者去圣路易斯和他面谈，让他接受任命。Frank虽然颇为意外和失望，但还是主动接受了去和Raymond详谈的任务，但见到Raymond后，对方却一直被公务缠身而在回避Frank的问题，实质性会谈一直难以展开，Frank虽然不断试探，但Raymond却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反而询问Frank是否有意这个职位。正当Frank百思不得其解之时，Doug发现Raymond其实和Walker总统私交甚笃，他马上把这个消息马上透露给Frank，Frank这才发现自己被耍了，其实总统让Frank去圣路易斯，并不是让他审查Raymond，恰恰相反，是让Raymond审查Frank。于是他们俩这才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对话，Raymond在总统面前发言权很大，当初总统爽约没能任命Frank出任国务卿，就是源自Raymond的建议。而这次会面，Raymond表示自己的推荐是有代价的，他希望能做成个交易，但并未说明具体的要求内容，而且要Frank先答应才行。而Frank不想这么白白的给Raymond开出开空头支票，Frank秉性就十分厌恶被别人控制，如果这个副总统的职位是别人“施舍”的，并且还要借此被对方掌控，这是他无论如何也就受不了的。于是Frank果断拒绝了Raymond的提议，在回到华盛顿后，开始着手反客为主，试图通过威胁他的庞大财产来获得一个有利的谈判地位，而不是受其摆布。
于是，Frank联系了Remy，警告他Raymond Tusk即将出任副总统，而他的三分之一资产都是投资于核能的，如果任由他进入白宫，肯定会对开采天然气能源的桑科不利。于是Frank劝Remy说服桑科发动针对Raymond旗下的提炼、运输铀等辅助系统子公司的恶意收购，而由于Remy随后没有实质性后续操作，于是Frank亲自飞往亚特兰大拜会桑科工业的高管斯科特.康宁汉姆（Scott Cunningham），但对方对卷入这样一场是非完全没有兴趣。正当Frank希望通过打桑科恶意收购这张牌来阻击Raymond Tusk的时候，桑科工业的股价反而暴涨。正在Frank一筹莫展的时候，Raymond Tusk又邀请Frank进行最后一次密谈，也就是摊牌之时。原来Remy心知肚明Raymond的资产是桑科工业的3倍，于是他早就见风使舵、易主而侍，并把Frank的计划和盘托出，于是Raymond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而收购了3％的桑科股份，而且预计下周末持股比例将达10％，这足以解除Raymond的后顾之忧。Frank此时的谈判砝码已经所剩无几，于是Raymond 进行了摊牌，他公司的核电站反应堆需要钐149（钐149是一种强效的中子吸收物质，能够有效吸收反应堆燃料棒释放的自由中子，是用于制作核反应堆控制棒的重要原料。），但钐149这种重要的稀土资源被中国控制了95％的供给，再加上中美之间存在的货币汇率问题、美国对中国的外债问题等等，令Raymond担心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隐患会影响到他的生意，于是他希望Frank在此类贸易关税等问题上按他的意思来办，但具体的合作内容还是不予透露，需要Frank先答应。但Frank还是不为所动，拒绝开出空头支票，但他这次也没有干脆的拂袖而去，而是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提出双方可以平等合作，但他不会提前给出保证，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交易。当然了，到了第二季他们就成了一对死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