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再见杨德昌

看了桃园电影节十年再见杨德昌访谈录，说不出的五味杂陈，杨导电影看过几部，牯岭街，一一，都已封神，不用我再赞叹，麻将确实也如他所言又小又猛，沉醉于电影，感慨导演是个太牛逼的艺术家，但是看了访谈，真的最大的感受是心疼！就是姜秀琼所说，太心疼导演了，全部的喜怒哀乐都来源于电影创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朋友的不理解，合作者的跟不上，让他极度焦虑急躁，几乎每个人访谈中都会提到被他痛骂跟他冲撞然后离开他的经历，看着又痛心又好笑，这该是一个多么真实生动有趣的人，也许有大才之人注定孤寂于世，其实只要做他的观众，就是最幸福最持久的关系，看到他描述的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画面一一呈现在大荧幕上时，才知道他生来就是拍电影的，就是要用画面来把观众的心戳中戳痛的，只是再也看不到杨导的下一部作品了……愿您在天堂依然纵情沉醉于电影创作带来的极致喜乐！

众人回（吐）忆（槽）杨德昌（陈希圣黑得最欢），一点记录：

1.杨德昌本来想拍一部智慧犯罪的电影，后来去美国看了[体热]回台湾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2.小野讲往事超激情。中影：“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拍戏，都要用我们中影的摄影师，我们哪点不行啊？那小伙子拍了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不要我们的摄影，他会什么？！”“我们先弄牯岭街好了，牯岭街比较简单，你相信我，30天拍给你看”

3.王维明：“你好厉害，你怎么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4.生煎包+红豆汤+柳橙汁——让杨导消气

5.“操你妈X，操你妈X，变不出魔术了”

6.姜秀琼：“他太孤绝了，不是大家不愿意，而是他没有给机会让大家亲近他，了解他，这是我很心疼他的部分”

7.鸿鸿：“跟他最好的距离，就是当他的观众”

8.唐从圣：“那时候，杨导脾气确实是真不好，以为都是传说。各位，都是真的。”

9.杜笃之满满的干货！以及最后十分动容的那句（用闽南话讲的）：“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

10.杨德昌对陈湘琪说：“湘琪，你在成长过程中，你大概没有看过花是会凋的”

11.张震平均三句话眯一次眼睛。“每次拍合照他都会笑出声音来，‘呵呵呵呵呵呵’，一直到现在每次我去拍合照的时候我都会模仿他发出这个声音，然后我就会很乐，因为那是我对他的一个记忆”

12.魏德圣那一集，落泪。

杨德昌导演拍摄的每一部电影都获了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听听他的朋友和学生们是怎么说的。

杜笃之：帮助杨导在所有电影里面做道具做配音，合作很愉快，比如需要及时爆炸的气球，嘈杂的环境却又显示出安静，公园里模仿下雨等等。经常发火是因为杨导预先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许多问题。

余为彦：杨导做事认真严谨，对于到来的机会能很好的把握住。

柯一正：片场经常发怒，摔东西，主要是别人跟不上杨德昌的节奏和思维。

小野：周旋在杨德昌与老板之间，协调他们的紧张关系，主要是杨德昌要争取话语权决定权。

王维明：是杨德昌的学生，杨导要求是很严格的，但电影拍出来有很好的效果，就理解了，说明细节就是智慧。之后离开去了广告界发展获奖无数。

陈博文：杨导是令人钦佩的狂妄，有实力的强人是全才，他的批判是感性的，对后辈很照顾，自掏腰包花100多万带领众多新生演员，为《麻将》入围柏林影展感受荣耀的电影人氛围。

陈希圣：杨导血糖低容易发脾气，《一一》拍了九个半月，换了很多演员，很多工作人员，不要会演戏的刻意演员，而是要自然的非演员出演。

姜秀琼：杨导没有享受太多的生活上的乐趣，除了拍电影就是在创作很辛苦的人。

陈湘琪：杨导学理工的要求特别精准，从他身上学到了坚持、不妥协的精神。做事情不用急，就是要把它做好。

唐从圣：大一做了的《牯岭街》临时演员，大五当了《麻将》的主角。惊奇地发现杨导《麻将》里的剧情提前20年被拍了出来了，参加柏林影展打开眼界。

张震：杨导会带美式橄榄球来片场教他们玩，他遇到不合理的现象就会大声说出来，在拍照时会刻意发出呵呵的笑声。

鸿鸿：有时候杨导与别人的合作上犹豫和不妥协，也令他失去了一些很好的机会。

虞戡平：杨导平时是温和的，但拍戏的时候是很暴躁的，不符合要求还会气得打自己耳光。

魏德圣：从当杨导的司机开始做到副导，在鞭策下飞速成长，全程跟着做《麻将》学到很多，在后来自己拍的影片《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当中学以致用。

陈骏霖：当杨导的助理1年半，当时杨德昌在拍摄动画片《追风》，对各种要求都很高，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很执着。

《十年再见，杨德昌》：为什么他没有变？

刘强爱电影

《十年再见，杨德昌》摄制于去年杨德昌逝世十周年之际，采访了与杨德昌有过深度合作的十五名电影人，横跨老中青三个代际，通过他们的记忆，让我们得以了解杨德昌这位电影大师的创作之路。

在我二十多年的观影生涯中，看杨德昌的电影算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至大学毕业前夕才看了《一一》，当时就觉得这是华语电影罕有的佳作，便记住了杨德昌的名字。后来不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终于碟片化，第一时间就看了这部传说中的神作，果然名不虚传，让我激动不已，如此制作精良、结构严谨、气势宏大的史诗级巨作，别说在华语电影，就是在世界影坛也凤毛麟角。又过了不久，便传来杨德昌导演辞世的噩耗，听到消息时感到很惋惜，后面陆陆续续收齐他的其他作品，便舍不得再看，当作绝世“陈酿”，隔几年开一“瓶”，十一年来，只看了《指望》（《光阴的故事》中的一段）《恐怖分子》和《青梅竹马》。虽然《海滩的一天》《独立时代》和《麻将》还未看，但从各种文献、访谈中也已大致了解这三部影片的内容和风格，绝没有“滑铁卢”式的作品。前一阵，杨德昌遗作《追风》片段流出，哪怕是萌感十足的动画，依旧能够看出不同一般的大师气象。与直至离世仍一以贯之地保持着高水准创作的杨德昌相反，越来越多的华语影坛电影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导演们，却在本应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壮年一个又一个走向“殊途同归”的下坡路，一次又一次击穿社会期望的底线，拿出让人愈发失望的作品，眼看着他们身上曾经的灵气、才气、豪气、英气消失殆尽。为什么杨德昌没有走下坡路？《十年再见，杨德昌》终于回答了这个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

第一个关键词，敏锐。这个特质是从事艺术创作的前提，对世界（包含自身）不敏锐，就不会被刺激，于是很难产生有价值的看法，更不会有通过创作实现表达的冲动。所以，什么时候丧失敏锐，什么时候丧失创作力。多位受访电影人提到，杨德昌不断提醒他们，要注意观察生活，保持对世界的敏锐度。杨德昌口中的观察，不仅仅是对生活小细节的明察，更是对时代大变化的洞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正值经济腾飞和快速现代化，作为一名海归，杨德昌对新旧时代的更替与巨变要比一直身处台湾的当地人敏感得多，他通过台湾社会这个切面，感受到了人被时代裹挟这一宿命的无奈与荒诞，透过讲述一个个台湾故事，在反映人类有限的历史经验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生问题这个永恒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人与时代、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使自己的电影作品一直保持着主题的深刻与意义的深邃。

第二个关键词，扎实。想法再好，没有扎实的创作功力也是白搭。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对创作者艺术底蕴要求很高，仅仅将视野聚焦在电影本身，不可能拍出大开大合气象万千的一流电影。单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能发现杨德昌在文学、音乐、建筑、美术等领域拥有极深的艺术造诣，受访者们也从多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想见杨德昌在夯实自己艺术底蕴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在剧本阶段，杨德昌一步一个脚印，不偷懒，不走所谓捷径，从建构人物关系、撰写人物详志等入手，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案头工作，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地建造自己的电影世界，直至它具有真实世界一般的质感，不仅人物个个都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剧作结构也如真实时空般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电影拍摄时，杨德昌更是化身片场暴君，为求得想要的效果，不惜得罪任何人，绝不妥协，确保自己的电影对得住自己的署名。

第三个关键词，纯粹。这是最不易被常人理解，也是最不易做到的一点。曾经给杨德昌做过外联工作的鸿鸿讲到杨德昌与张曼玉的一件事。当时杨德昌邀请张曼玉来台湾商谈合作《暗杀》事宜，张曼玉方面提出可否在抵台第二天上午出席成龙举办的一场公益活动，这触怒了杨德昌，在他看来，既然是我掏机票钱和住宿钱让你来，你就应该老老实实跟我工作，不应该心有旁骛，于是直接决定取消见面，不与张曼玉合作。鸿鸿觉得杨德昌在这件事上简直不可理喻不近情理，类似这样的事情妨碍了杨德昌去拍更大的制作。是的，表面看来杨德昌确实没有做到外圆内方，不懂变通，是个死脑筋。但，我们认为的“外圆内方”、“变通”就真的是待人接物做事的真理吗？多少人拿捏不住外内的界限、圆方的平衡和变通的底线，从小事开始，不加条件地用老祖宗的各种“道理”自我催眠，最终滑向“外圆内圆”“全变皆通”的深渊，成了缺少风骨气节油腻感十足的凡夫俗子。杨德昌深谙以不变应万变之道，不顾一切地确保自身原则和周遭环境的绝对纯粹，根本不给自己得过且过的机会，也就不必在琐事上费精力思忖与拿捏，得以专心于创作，在艺术上勇猛精进。

万法归宗，触类旁通。《十年再见，杨德昌》不仅仅对杨德昌的拥趸或影迷深具启发，对所有人的工作与生活都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起码能够提醒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并为这个答案奋斗终身。

谢谢你，杨德昌！

1945年，美军与苏军会师柏林。

宴会上，巴顿将军举起酒杯，对朱可夫元帅说：“你这个混蛋！”

朱可夫大怒，回骂道：“你才是混蛋！”巴顿大笑，“好！让我们为混蛋干杯！”

在某些领域里，混蛋从来不是贬义词，他们往往比英雄更受欢迎，他们真实不羁，规则于他们都是用来嘲讽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混蛋是，你我心中永远的，杨德昌。

杨德昌（中）与侯孝贤（左二）

陆川说，《牯岭街杀人事件》是照亮我们黑暗青春的一盏明灯。

马丁斯科赛斯在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说，诚实的说，你的电影，在所有层面上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动。

杨德昌是杉姐的电影启蒙老师，学习电影十年，至今仍无法忘记那4个小时颠覆世界的昏暗观影时间，《牯岭街 》像一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大门一样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电影。

他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传达出了一个“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无限空间。

2017年是杨德昌的十年之祭，桃园电影节播出了一部纪念杨德昌的最新纪录片。

《十年，再见杨德昌》

豆瓣评分9.4。

《十年，再见杨德昌》采访了当年与他共事的兄弟和受他影响的后辈，这些人的名字至今在台湾电影届甚至世界影坛都十分重要。

他们是：柯一正、小野、余为彦、杜笃之、张震、陈湘琪、魏德圣、陈希圣、陈博文、陈骏霖、虞戡平、唐从圣、鸿鸿、姜秀琼、王维明。

整部纪录片没有杨德昌电影影像的回忆，杨德昌的自画像印在窗子的玻璃上，给人一种平静之感。

也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是的，他始终如一个观望着。

杨德昌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代的张震

本应是伤感和严肃的采访氛围却因为大家讲到杨德昌导演在片场的往事而变成了“杨德昌吐槽大会”。

杨德昌在片场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个人，不要再出现了！”

杨德昌的御用录音师杜笃之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安慰发脾气的杨德昌。

张震说，年少时在现场常常被他吓到，杨德昌总是先摔帽子、再摔对讲机。

《牯岭街》中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杨德昌经常是三字经、五字经的骂。

《独立时代》中的女主陈湘琪说杨德昌是片场暴君。

中影企划组长小野说起还是新人时期的杨德昌，面对前辈依然天天摔东西、大骂中影体制。

以致于当记者问到魏德圣当时在杨德昌剧组的工作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被骂”。

记者：你有没有给他骂过？ 魏德圣：没有一天是不被骂的。

第一次见杨德昌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很好。

高大、帅气、笑眯眯的温和长辈。

张震说杨德昌的穿着打扮很特别，阿玛尼的经典款眼睛、49ers的帽子、eagles football 的夹克。

一句话：“哇，帅哥”。

杜笃之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05年的冬天》这部电视剧中，他的第一反应是：“哇，一个很高大的男生”。

（说到这里，杜笃之眼睛都亮了）

但是，这些所有的好印象全部都在这些人看到片场的杨德昌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进入到拍摄期的杨德昌是这个样子：

吹毛求疵 一点点不如他的意就生气 摔对讲机 然后骂三字经 然后连路人都要骂

所以，和杨德昌拍过戏后的魏德圣惊喜的发现传说中的那个杨德昌导演终于回来了。

2000年，《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他也因此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奖杯。

2007年，杨德昌获得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其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评价他：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他是世界级的人物，他的艺术成就让所有人都骄傲。

《光阴的故事》拉开台湾新电影的序幕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标杆式的人物。

台湾新电影出现之前，台湾新闻局重新规范了电影尺度，制定电影分级制，文学和电影都有了松动的土壤，渐渐走出逃避主义的庇荫。

电影一改往日的假大空，开始记忆历史、抒发真实情感。

再加上8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类型不振、制作粗糙、格调低下，许多电影工作者都感到了台湾电影正处于危机时刻。

当时的中影十分缺人，十几年没有新人。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努力寻求变革。

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杨德昌在美国工作了7年后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杨德昌，1976年）

中影大胆启用新人杨德昌、陶德辰、张毅、柯一正来担任导演，拍摄了四段式故事片《光阴的故事》，就此拉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小野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就是因为拍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本来是陶德臣写好了故事报到文公会的，讲台湾50、60、70、80年代各一个故事，但选中后小野选择尊重导演，故事可以不要，重新来过。

杨德昌当场就表示自己当然不要，他说我只要一个第一次来月经的女孩带着一个比她还小的弟弟就能把故事讲清楚。

小男孩带一个圆圆的眼镜，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杨德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一》中喜欢拍人背影的小孩也是这个模样，所以在他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小杨德昌，一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小孩的样子。

拍完《光阴的故事》之后，影评人焦雄屏、黄建业张昌彦立刻在报纸上毫不留情的给四位新人导演打分数，结果杨德昌的短片《指望》各项指标全部拿了第一名。

那种“少女怀春”以及孩子对成长的渴望在他的镜头下格外细腻。

杨德昌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挑战权威

从《海滩的一天》开始，杨德昌第一次挑战中影，所有制度他都不要，例如他提出不用中影的摄影师。

中影高层当时为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大致内容就是“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

大家把杨德昌从开始骂到结束。

但最后的结论是，小野接到当时中影经理明骥的电话：“小野，如果他（杨德昌）再坚持，换人。”

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杨德昌太有才华了，不管多难搞都要搞定他。

和他工作后，我们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拍摄现场

拍摄《恐怖分子》时，小野担任编剧，他在《十年，在见杨德昌》的采访中回忆，杨德昌经常是半夜去按他家的电铃，以致于《恐怖分子》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而杨德昌半夜去按别人家的门铃居然不是因为工作，换完了咖啡厅的每一个位子居然不是因为气氛不对，仅仅只是想找人发泄下不好的心情。

小野写了很厚的一摞信痛骂他，大致内容是：

杨德昌，你有一种病叫小飞侠并发症，想得很多，要出手的时候开始犹豫，找各种借口退缩，谁跟你合作谁倒霉，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在中影的信任度了，你等于害死我们全部的制度......你都怪别人不怪自己吗？

寄信之前小野先把信给吴念真看，吴念真说：“不要寄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会有错，都是你错，你寄给他他只有更恨你”。

结果，收到信的杨德昌打电话给小野时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我看了”，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就全是杨德昌气到发抖的声音。

这封信后，杨德昌再也不找借口了，他说：“拍啦，《恐怖分子》啦”。

拍完《恐怖分子》之后，他非常不满意，一直骂人，说自己就是妥协后拍的，就是没有准备好，虽然《恐怖分子》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

虽然小野一直说杨德昌有小飞侠并发症，但在五年后看到《牯岭街》后，他原谅了杨德昌，他才发现不是杨德昌的错，而是整个台湾的大环境跟他合不来。

《牯岭街》用了2000多万的资金，在当时是大制作了，因为当时的电影能拍到800万的已属罕见。

杨德昌为了拍戏效果，常常不择手段。

张震说，当年拍摄《牯岭街》，有一次刚到片场他就被导演大骂，然后要求面壁思过一小时，14岁的他吓得浑身发抖，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导演叫出来拍戏，那场戏刚好就是要张震当时的那个状态。

在杨德昌公司工作的人，每个都必需是全能选手，你是副导演也是木工，导演组身上挂的枪、抹布、铁锤、刨刀、电钻，DIY的高手。

拍《一一》的时候，开场的戏是气球忽然破掉，杨德昌的剧组里，导演组、道具组每个人都在玩气球，因为大家都在想怎样控制气球。

以上这些干货，全部来自于《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被访者。

这些被访者中，最懂杨德昌的恐怕要数杜笃之。

杜笃之参与了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作品。

从《光阴的故事开始》第一次见面。

杜笃之因为对陈旧的录音技术不满，尝试新技术被老师傅修理，却得到了杨德昌等人的赞赏。

他们如所有知音一般很快找到了默契。

两人经历了电影事后配音到同期录音的变革。

而《牯岭街》是杜笃之第一次使用同步录音的作品，很难想象之前的观众连林青霞、甄珍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

当杜笃之还籍籍无名的小辈时，杨德昌点名每部作品都要由他来录音。

杜笃之回忆说，杨德昌格外重视电影的技术细节，这在之前的导演是没有过的。

这些细节也正是杜笃之想做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快就很合。

两人半夜开车上山，只为录一条车子开过的声音。

《海滩的一天》在日式的房间里，杜笃之当时为了录音想要搭一块很大的地板，以杜笃之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别的导演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的，但杨德昌答应了。

《牯岭街》中，冰店堵人那场戏，杨德昌和杜笃之自己制造降雨车，让整个小公园下雨。

杨德昌和杜笃之在一起，知音相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

有人说他在片场经常骂人、经常发脾气，很多人跟他合不来。

但杜笃之认为，和一个不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方式拍电影，才能拍出好作品。

讲到两个人最后一次通电话约见面，杜笃之眼含热泪非常遗憾没有去见杨德昌。

《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最后一集的被访者是魏德圣，他曾怀着对杨德昌的无限崇敬在学生时代就去到了杨德昌的公司。

在这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杨德昌的司机，第一次载杨德昌，魏德圣满身是汗。

后来，魏德圣因为剧本获奖受到杨德昌的关注，开始在杨德昌的剧组做助理导演。

结果很多人因为时间问题离开，他莫名其妙的变副导演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哇，完蛋了！

因为当时的技术组全部都是杜笃之一样的国际级大牌，但是制片组、场务组、导演组、道具组全部是一群新人。

魏德圣就带着这一群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人和这群国际组的人对接，杨导在现场飚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情况最糟糕的一次，杨德昌搬起椅子差点要打魏德圣。

但第二天，杨德昌还是来给他道歉，魏德圣瞬间感动。

虽然每天的工作就是被骂，连靠墙站一下都是奢望，但魏德圣也坦言，在这里他学到了这辈子最多的东西。

直到现在，每次自己在拍戏过程中想要松懈的时候，魏德圣就会想到如果是杨导在拍这部电影，这个镜头能过吗？

谈到《赛德克.巴莱》因资金缺乏一度难以维持拍摄，但他依然在跟自己的老师比赛，想到《牯岭街》当时也因资金问题拍摄困难，坚持拍摄8个月时，魏德圣坚持拍了10个月拍完整部电影。

虽然和杨德昌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但他讲到自己因工作原因去美国时，特意抽出时间翻墙去看望杨德昌的墓碑时，我们知道，在他的心里杨德昌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

张震承认自己做演员和拍《牯岭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牯岭街》让张震感受到了大家为了同一件事情在努力、在工作的感觉。

十、五六岁打工时，张震选择去杨德昌的公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大家庭。

《牯岭街》中的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当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时，那个震撼的感觉，让她选择了“做电影”。

此外，杨德昌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还有《牯岭街》的编剧鸿鸿、杨顺清、《独立时代》的副导演陈以文、王维明还有女主角陈湘琪，《一一》的制片人陈希圣等。

很多人提到过杨德昌的语言能力不如他的绘画能力。

有一次，柯一正问他《青梅竹马》要拍什么，他说拍侯孝贤在路上走，进电梯，电梯门打开，侯孝贤没出来，电梯门关，再开再关再开，他出来。

当时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后来片子出来大家才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是镜头语言。

鸿鸿说，这个时代慢慢追上了杨德昌，和他最开心的距离是做他的电影观众，因为和他工作太痛苦了，吹毛求疵，山崩地裂。

吴念真说，杨的现场他真的不是很喜欢去，因为太严肃了。

陈圣希找朋友来做助理导演，结果这个朋友看完就说你们这边好恐怖，我还是不要来了。陈希圣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大的现场，一百多张办公桌，全剧组没一个人敢坐着……

《牯岭街》后期配音时，张震刚好是青春期变声，有一次效果出不来，杨德昌就在录音室门口大喊：“张震，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制片人马上回了一句：“他才14岁啊，你有神经病啊！”

2000年，《一一》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杨德昌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办台湾首映。电影开演，有个记者跑到银幕前举起摄像机要拍前排观众。杨德昌大喊一声，“我操你妈的B！”，随即冲过去踹那个人，一路把他赶出去。

在他看来，谁都不能打扰电影。

他曾把陈湘琪扣下来练台词一百遍直到第二天清晨，但自己也在办公室一旁坚守着，虽然这场戏最后完全被剪掉。

杨德昌是漫画家，每个镜头翻出来他的分镜脚本，跟画面都一模一样，甚至连演员的表情都一样。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严谨、绝对不妥协，所以他和每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一群“差不多先生”，只有他一人在追求绝对中的绝对。

《十年，再见杨德昌》通过对这15位杨德昌子弟兵、战友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杨德昌。

学习到了许多电影拍摄现场的处理方式，如杜笃之讲到《牯岭街》中，杨德昌是如何学习塔可夫斯基的。

《十年，再见杨德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蓬勃向上、人才辈出的台湾新电影黄金时代。

每一位电影人都让我们感动，杜笃之讲到全台湾的第一套录音设备，是侯孝贤自己借了一百七八十万送给他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年，再见杨德昌》记录的不仅仅是杨德昌，而是和他有关的一批人，是一个时代。

姜秀琼或许是最了解他的人，她说自己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她知道，杨导肯定不喜欢。

她说，我没有看到他，真的好好享受过生活。

杨德昌去世时，心爱的儿子才7岁。

他这一生所有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喜悦都来自于电影。

有人说冲动是魔鬼，但对于杨德昌来说，冲动是它所有创作的源泉。

杜笃之说，你要理解他，一个人脾气那么大，惹那么多人讨厌以后，他还是那么倔那么野蛮，那可不是简单的情商低。当然是自私，谁不自私，那你看他的电影，被震撼之后呢。

《牯岭街》剧本的准备耗时3年。

构思《一一》的故事，杨德昌花了15年。

吴念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

杨德昌在短暂的生命中仅仅留下了七部半作品。

他点燃了电影，电影也燃烧了他。

十年之前忽然传来的噩耗令多少人唏嘘不已，至今仍无法相信。

但与杨德昌最好的距离不就是做他的观众吗？

他走了，但“爱与希望不死”。

他走了，但杨德昌电影不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作者：杉姐 合作转载请豆邮，或联系微信公众平台《1895电影评论》（id：aizai1895）

再过一个月出头，就是杨德昌十周年祭了。

昨天早晨，桃园电影节终于放出了“十年，再见杨德昌”系列访谈的最后一集，魏德圣导演谈杨导。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魏德圣是《麻将》的副导，而且是杨德昌本人把他从司机调到导演组。

关于这套访谈，贴一段官网的介绍：“吳乙峰導演專訪了柯一正、小野、余為彥、杜篤之、虞戡平、張震、陳湘琪、魏德聖、唐從聖、陳希聖、鴻鴻、姜秀瓊、王維明、陳駿霖等人，請他們談及和楊德昌當年的互動細節。以此紀念離開我們十年的楊德昌導演。”这是为今年桃园电影节“十年再见杨德昌”单元制作的。身在北京虽无缘影片展映，但通过他们的讲述，常常仿佛能置身在那个杨导还在的时空，也是很满足了。

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这套访谈都会让人想起王昀燕几年前做的《再见杨德昌》，那本书我很喜欢，记得当时看完后还觉得这么多访谈达成的立体感，简直可以和《公民凯恩》相媲美。两者的不同在于，那本书在我印象中，很深入地关照了杨导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关系，所谈很多是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关于中影的改革，关于那时的台湾电影环境；而这套访谈更多地关照杨德昌这个人。每个访谈都是从他和杨导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开始，然后谈到和杨导在一起的时光，常常会谈到某场具体的戏的拍摄过程，进而谈到杨导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总是会收在和杨导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可能也是由于这种关注“时代”与关注“其人”的不同，这次访谈采访了很多可以算是杨导学生的人。印象中的杨导是个“独行侠”，因此我们常常会忽视杨导作为一代宗师的贡献，因为不在体制内工作，杨导实际上独立地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杨导拍片，技术组除外，很多工作人员都是第一次拍电影的人，也有很多人是在杨导的影响下走上了电影的道路。每段访谈之前会有一张受访者的简介，看得多了会发现，杨导真的为台湾电影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陈博文谈到，拍完《麻将》之后，杨导自己掏腰包花了一百多万台币拉了十几个工作人员去参加柏林影展，他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拍电影的人，陈博文不解，杨导就说，这是为了让他们看到电影人在国外是受到尊崇的，让他们看到电影是值得做的。陈博文因此很敬佩杨导。

陈希圣，姜秀瓊，唐从圣，很熟悉杨德昌电影的人怕是也不知道这几个名字是谁。当时放出这几集的时候，我就老大不情愿，心想又是拉来了哪个边缘小弟，能有什么内容。没想到，这几集是最惊喜的。像小野、余为彦他们，能说的段子翻来覆去就那么些，都很熟悉了。但这几个人，说的全是新鲜事，而且他们是杨导很身边的人。

是谁呢？他们是阿弟（《一一》）、二姐（《牯岭街》）、红鱼（《麻将》）。他们也都是杨导的学生，几乎都是从《牯岭街》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杨导。后来，陈希圣是《一一》的副导，姜秀瓊是《麻将》的助导，《一一》的表演指导。很有趣的是，你看他们的访谈，会觉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话就跟他们那几个角色一样的。陈希圣就是阿弟那个样，特别油滑（人很热诚，就是比较能侃），看他讲自己怎么搞定杨导的坏脾气，都能笑出声来。这组访谈，最搞笑的就是陈希圣和张震的两集。张震不知道咋回事，这次接受采访就很自在的状态，很活跃，就很不“小四”，然后他这次谈杨导的角度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的。“杨导就很帅啊。”“杨导就是一个很有种的人啊。”“我就是很崇拜杨导啊。”

老一辈的访谈中，我最喜欢的是杜笃之的访谈，印象中看他出来说话很少的。看他访谈才觉得他真人的感觉和照片不太一样，照片就有点阴郁严肃，实际上他声音特别明亮，常常会发出浑厚的笑声，虽然年龄很大了，但是给人很年轻的感觉。他和魏德圣的两集是时间最长的，他讲了很多干货，包括和杨导试验更真实的后期配音，和侯导拍《悲情城市》同期录音的困难，还有从老塔那学了一招声音技巧用在《牯岭街》里等等。我说三次泪目，就有一次是杜笃之最后讲到，杨导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在上海，说“杜杜来看我啊”，杜笃之听到杨导声音就很开心，就说好啊好啊。可是后来因为忙别的事就没去。杨导过世之后，杜笃之听余为彦说，那次是杨导最后一次离开美国。杜笃之就用台语讲“我如果知道我一定去的”，然后哈哈笑了两声。好几个人在谈到最后的时候都哽咽了，最让我感动的却是杜笃之的笑声。

杜笃之是很少的从头到尾都和杨导一起的人，他说他和杨导就是“很合”，而其他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原因在中途离开了，部分是为了开创自己的事业，像陈湘琪、魏德圣，更多地可能是因为和杨导不和。这也是这套访谈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关于杨导的为人。听多个人讲了之后，慢慢对这个事儿有了较全面的看法，杨导脾气大，不讲人情，有时甚至是无理取闹。有时候是他追求太急，太敏感，有时候是因为他真的小孩子气，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像魏德圣在《麻将》片场“被骂得像狗一样”，但是听他自己讲述会莫名觉得杨导真的是在故意训练他诶。不管怎么说，多年以后，回想起杨导，会发现杨导给他们的影响都是正面的，有些当年他们觉得不合理的东西，他们慢慢理解了杨导，有些杨导确实做得不对的，好像也变成了一些“又痛又好笑”的故事，说到底，杨导毕竟没有任何阴损的地方，他都是以直待人。所以到最后，回想起杨导，最初和最后的印象都是那个笑眯眯地拍着他们肩膀的样子。

传到b站的访谈我没有按照原本的分集排序，基本是按我心中值得看的程度排序的，并把三位杨导一直的伙伴杜笃之、余为彦和陈博文放在最前面。呼应一下题目，另外两位把我看哭的是陈湘琪和魏德圣。魏德圣放在最后。“小魏在跟我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里面，不是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他说要做到的东西都有做到。希望你们，也可以一样，把该做的事情做到。”

看《十年，再见杨德昌》感慨万千，获得了很多关于生命、电影、创作的感悟，整个人像被潮水打晕过去，被许多好笑又好气的闪光细节打动了、浸润了，在心里深深地扎了一下留下印记。 十几个亲友学生的口述，不同的切面，汇聚成了一个立体鲜明的、相对完整的关于杨德昌的印象。 最好笑的是陈希圣这集，他好会演杨德昌，讲他拍出“1996年全世界最吊的镜头”激动雀跃的反应（这一段模仿我也就倒回去看了十几遍吧[破涕为笑]镜头来自《独立时代》）。也讲杨导陷入创作瓶颈，拍戏拍得好好的，突然大喊一声——“收工！”然后回到办公室一声不吭，半晌，很低落地说出一句：“我变不出魔法了，我变不出魔法了。” 是啊，电影就是变魔法，创作者从创作里获得极致的快乐和极致的烦恼。 “暴君”般严苛的要求，频繁地换演员。拍《一一》的时候，饰演NJ的吴念真演一场开汽车的戏，隔几天要求重演一遍，被告知——“不好意思，你的老婆换人了。”？？？好吧，重演，没多久又要再演一遍——“不好意思，你的女儿换人了。”吴念真：“！！！干脆把我也换掉好了” 也许，真正要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要比较“偏激”，才能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保持住自己心中的追求，节省不必要的时间精力，一心投入在创作上。 姜秀琼说，我拒绝了好多个聊杨德昌的访谈，因为我了解他的个性，是肯定不愿意让我们讲他的事情的，我挣扎了很久。 每个人都怀念、感谢杨德昌。陈希圣不愿参加各种纪念仪式，他说会以自己的方式怀念杨德昌，而不是以别人的方式。张震记得每次剧组拍大合照的时候，杨德昌都会发出独有的“呵呵呵”的笑声，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震拍合照的时候，也会故意发出这样的笑声，他想以这样的方式向Edward Yang致敬、怀念。 致永远的杨德昌。 2022.4.22